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去取回自己的書和一些器具，更嚴重的事態發生。根據魯迅當天日記和在場目擊者的講述，他剛進西廂，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從屋裡奔出，指著魯迅破口大罵，言辭汙穢，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電話喊來幾位親友，夫妻倆一唱一和，當眾痛罵魯迅。罵到酣處，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接住攔開，才未擊中；而忍無可忍的魯迅也抓起一個陶瓦枕，擲向周作人。在眾人拉架勸解下，魯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東西離開。

一對親兄弟，當時中國的兩位頂尖文化人，演出瞭如此一幕活劇。

在場的人為張鳳舉、徐耀辰、章廷謙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汙穢開罵很可能用的是日語，除了章廷謙，在場其他六人都懂日語，但個個對羽太信子的話諱莫如深。

這一反目，一直延續到魯迅逝世，二人就此終身斷絕了兄弟關係。

到底是什麼，使兄弟間產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聲稱對敵人“一個也不寬恕”的魯迅，最後十年以寫“罵人”雜文為主，卻從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對此同樣避開不談。

在他向魯迅遞上絕交信的前兩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記，還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個字左右，顯然是與兄弟反目有關的語句。

如果這十來個字在，真相也許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歲的周作人才在評價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一書時勉強談及，他說：“……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隻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裡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當時的熟人多方猜測，後世眾說紛紜，因為當事人的諱而不談、長久沉默，至今沒有結論。

二人是否因為生活、觀念上的差異而積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從小感情極好。在祖父入獄、父親又病重的情況下，十幾歲的長子魯迅就挑起了“戶主”的重擔，請醫生等家中一切事務均由他承擔，特別是受人冷眼的典當家產，這樣給了弟弟周作人一個安全、寬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的涉外手續、生活雜事，也全由魯迅包辦。在魯迅深感做為弱國子民的屈辱的時候，哥哥照顧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卻稱心如意，反覺“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為了在經濟上支援弟弟，魯迅先回國就業，安頓下來後，兩年後將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魯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總長、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推薦。

對兄長的照拂，周作人不會不知曉、不感激。

在絕交信事件前的幾個月裡，兄弟二人在外人看來完全不象潛藏著風暴的模樣。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奇……書∧網文章充滿感情地回憶童年時代與哥哥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此後，他們還曾共遊中山公園，一起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並共同擔任該社指導。

7月3日，離反目只有半個月的周作人與魯迅還同逛東安市場和東交民巷書店。

可見，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為生活衝突和觀念差異，即使有這個因素，也絕對不可能達到那種反目成仇的地步，這一切必定出自一個非常特別的原因。

該談魯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體原因至今無明確說法，但跟羽太信子有關卻是眾口一詞，包括魯迅和周作人兩位當事人後來隻言片語的表露。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東京留學期間，結識了房東的女兒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並不好，她為周氏兄弟等幾個租住在她家的中國留學生當“下女”、也就是女傭，引起了周作人的愛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後來嫁給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戀時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圓臉龐，小眼睛，但身子結實，幹活勤快，性格熱情。她和周作人一起來中國定居時，讓魯瑞和朱安等紹興婆家人第一次見到了外國人，十分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