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魯迅死後，朱安生活困頓的訊息傳到社會上，面對各界捐款，她嚴格按魯迅遺囑，除了魯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贈款外，她對朝鮮劇人藝術協會理事長徐廷弼及《民強報》記者等人的捐贈，均予以謝絕；對北平《世界日報》欲為她發起募捐，她也說“不便接受”。

對自己一生在魯迅那裡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覆對人說：“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說起許廣平，她說，“許先生待我極好”，“她的確是個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悽苦一生。

她去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後要穿的衣服清單。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魯迅在紹興時的學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時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著淚對宋琳說：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還說，請轉告許廣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給她供一點水飯，念一點經。

許廣平操辦了朱安的喪事。她去世三日後安葬，此間天天唸經；下葬處是婆婆魯瑞身邊，墓地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

有論者稱魯迅為“最痛苦的中國人”，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國民眾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裡產生濃黑的絕望與悲涼。其次就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從小嚐盡人情冷暖；二、包辦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為其畢生無法言說的深深隱痛；四、體弱多病，終身被多種病痛糾纏。

這裡要說的，就是他那比包辦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魯迅和周作人，並稱“五四雙星”，是一對非常傑出、中國現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個都繞不開的兄弟，因此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經歷和情感的人，也是善於表達的人。按常理，這件使兄弟終身失和的生活大事會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寫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訴，或者辯誣，或者憤怒，或者感慨。然而，當事雙方對此卻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輩子。其中的深深隱情，留給了嚴肅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觀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這一公案正式發生。這天上午，魯迅回到八道灣衚衕的家。弟弟周作人臉色鐵青地走過來，遞給他寫給魯迅的一封信，然後轉身而去。

關於周氏兄弟失和的相關文獻，最直接、最詳盡的就是這封信了：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這封至今完好儲存的信裡，周作人稱哥哥為“魯迅先生”，要哥哥以後不要再到自己的住處來，叫哥哥“自重”！

如此絕情、傷心和鄙夷的語言，只有在魯迅犯下了極端令人不齒的罪錯才可寫出。

當時已成新文化運動主將、青年導師的魯迅讀到弟弟這封信時，是什麼表情和什麼心情，沒有人知道。

終身保持記日記習慣的魯迅在當天日記寫下了幾個字：“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魯迅的日記，全是語句簡單的記載，連許廣平生下週海嬰、他四十八歲頭一回做了爸爸這樣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話打發：“廣平產一男。”

從魯迅當天日記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絕交信，魯迅想找他面談，但被拒絕，弟弟根本不與他溝通。

第二天，魯迅早起四處看房；兩週後，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錢，攜帶朱安搬進了磚塔衚衕的臨時居所。

八道灣那座寬敞的四合院，是魯迅以多年積蓄加變賣紹興祖屋買來，然後又花了大半年將其改造為適合一家人居住、特別是適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習慣的構架；在魯迅為改造和裝修勞碌不已的時候，周作人甩開兩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卻從自己出資出力辛苦築起的家裡被逼了出去！

面對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記裡寫道：“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衚衕。”L自然就是魯迅，他已連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關係惡化到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