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是為逃避包辦婚姻而來北京讀書的，她也是舊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魯迅深有共鳴。

許廣平出現在魯迅生活裡，對朱安是又一場災難。本來，魯迅雖對她冷淡，但在外面從來沒有別的女人，這一點雖然讓朱安覺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滿足；而許廣平的出現使她的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家庭主婦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義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奪走。

1925年夏，魯迅和許廣平的關係開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撐不住，病重住院。魯迅把她送進醫院，也與醫生討論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裡已全被許廣平佔滿，他說：“原來我也是能愛的。”

在理智上，魯迅何嘗不知道朱安同樣是犧牲品，她是個善良溫順的平凡女子，嫁給自己也是命運的安排；他原本已準備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別想。在《隨感錄四十》中，魯迅說：“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

現在有了許廣平，魯迅忽然發現自己的生活還有轉機，特別是——他心裡對愛的渴望並沒有熄滅，朱安讓自己心如枯井，對現實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許廣平卻讓他覺得心裡生機萌發。所以他說：“原來我也是能愛的。”

魯迅極其深沉，然而這樣的切身情感經歷，在魯迅的創作裡還是得到了隱晦的體現。

魯迅有一篇短篇小說《傷逝》，這是他唯一一篇愛情題材的小說。作品講述了一對男女相愛並克服困難同居，後又因生活壓力而不得不分開的故事。人們往往把它的主題解讀為“愛必須有所附麗，否則是經受不起現實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蘇州大學副教授、我在安慶讀書時的班主任汪衛東博士卻發現這個文字是分裂的：小說的男主人公涓生在開篇以強烈的懺悔者面目出現，接著卻就開始為自己辯解，而且越到後來越辯解得振振有詞。他認為，涓生就有魯迅的影子，他的一腔懺悔就是魯迅發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辯解其實也就是魯迅的自辯，他也是這場悲劇婚姻的犧牲品。

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去了廈門大學；1927年10月，他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魯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訴母親和朋友，許廣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魯迅夫人”生涯事實上已徹底終結。知道這一切時，她孤苦無助地說：“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沒有用。看來這一輩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魯瑞）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貫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因為朱安的溫良和許廣平的大度，朱安和許廣平的相處十分融洽，許廣平尊稱她為師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許廣平不可避免的觀念和處事方式衝突，在一些具體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嬰出世，朱安也跟著高興；而在周海嬰生病的時候，朱安很焦急，說要把孩子帶到自己身邊來養，許廣平就不太高興：這不是說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嗎？

魯迅逝世，朱安也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她的美好年華，因為不可選擇地嫁給了魯迅，就這麼在壓抑、卑微、忍讓、孤寂和勞苦中如水流逝。

1943年4月，她伺候了一生的婆婆魯瑞逝世；雖然魯迅對她冷淡、嫌惡，但婆婆一直非常喜歡她，這也是她生活中的最大樂趣。現在，朱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個人。

最後四年的朱安，生活十分清苦。她沒有經濟來源，儘管婆婆死後，周作人把原先贍養母親的每月十五元轉給她，但她知道周氏兄弟已經失和，堅決不用周作人的錢。許廣平時常匯款接濟她，但當時物價飛漲，許廣平後來又入獄，所得也很有限。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制的醃菜。

1944年，年老多病的朱安已欠債數千元，萬般無奈，她登報出賣魯迅藏書，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訊息釋出後，許廣平託人和她面談，希望她好好儲存魯迅遺物。朱安說：“我不也是大先生的遺物嗎？為什麼不好好儲存我？”來人無語，只說許廣平遇到困難，回去一定寄錢來。朱安立即改變了變賣魯迅藏書的主意，並明確表示要把魯迅遺物的繼承權全部交給周海嬰。

朱安為魯迅付出了一生，最後幾年依然在執行魯迅遺囑上不折不扣。魯迅遺囑第一條就是：“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