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樣是後來他的學生加上去的嗎？也許不是。結尾時，抽象的說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護言官就壓抑了權奸，能這樣做就彰明瞭聖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鎮壓善類，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與自己一體化的“法人”，他認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釁。此前，在一次關於鹽業問題的御前會議上，他明確地反譏李東陽：“國家事豈專是內官壞了？文官中僅有三四好人耳，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王世貞《中官考》）對文官的基本估計竟然如此，難怪他不惜隨便處置他們。這與其父的態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幾百不稱職官員，吏部主張斥退，皇帝以為人才難得，結果大多保了下來。正德是會“大革命”的方式來打擊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頭腦的話。劉瑾現在是他的頭腦，劉能成為實際的皇帝和宰相，不僅是隻會領著年輕的皇帝去四處瀟灑，在宮中酗酒，看角羝戲。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給皇上辦事，而他辦的事是文官系統辦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規辦法。聰明絕頂的正德早就煩了他們那套老生常談。他總是藉口他的祖母或母親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經筵功課。他在東宮時的老師楊廷和，現在快輪到他入閣了，他和翰林學士劉忠在皇帝講課時，致諷諫語，對佞幸有所指斥，像王華那樣，但他倆沒得到賞識，反而得到了貶斥。

正德對劉瑾說：“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許多話來！”

劉瑾乘機說：“可令二人南京去。”

於是，楊之就要到手的內閣大學士，像煮熟的鵝一樣飛了。兩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劉忠在南京“正直有風采”，大計京官時，罷黜的人比以往多，還提議隨時糾劾，以示勸懲，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罷免，他本人也糾劾過重。有人認為他是在配合形勢，暗中附和劉瑾，因“瑾方以嚴苛擇辱士大夫”。其實，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時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４．朝政魚爛

劉瑾能夠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斂財。正德揮霍無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庫，戶部尚書韓文又堅持“原則”，不痛快地讓皇帝花戶部的庫銀。事實上國庫也的確嚴重空虛。皇帝不耐煩聽那些煩人的數字，他就是要錢。朝廷的官員們除了主張〃節約〃外，沒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體辦法。而劉瑾有一套常規之外的增加財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劉瑾，不顧文官們的反對。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稅收力度。增加新的稅，附加稅，提高稅額等。劉瑾的財政改革用老話說就是“橫徵暴斂”，鬧得朝野囂然。文官反對“改革”，劉瑾乘機讓宦官全面奪權。全國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員”，現在在理論也“合法”的高於正規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臨駕於漢族之上的滿族官僚和國民黨的“軍統”了。弘治一度真使他們單侷限於“統計調查”的工作，但現在他們成了皇帝向文官奪權的階級性的社會力量。

但是，錢還是不夠。最根本的原因是“碩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計算的權力剝削（腐敗的基本含義就是不同於資本剝削的權力剝削），單單是坐吃皇糧的就大大超過稅收。明人鄭曉的《今言》統計：“正德年間，親王30位，郡王215位，將軍，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萬。衛所772，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35800，吏55000。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2668萬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晌，各省缺俸廩。”鄭曉是嘉靖二年的進士，歷任國家要職，所言可信。

劉瑾一箭雙鵰，他跟皇帝說，收入不足是文官們管理不善和貪汙造成的，他的高招兒是隨時向任何官吏處以“罰款”，既打擊了文官又增加了銀米。翻看這一時期的《明史》列傳，自大學士李東陽以下沒有被“罰款”（奪俸，停薪）者幾稀，這股衝擊波也掃蕩了入不了“列傳”的大批官員，這有大量的筆記和私乘為證。還有一招是“賠償”。或是真失誤，或是找茬兒，讓許多官員賠得傾家蕩產。

對各大“軍區”的軍屯地，各省則大事攤派，有的專案幾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稅，地方官反對，則由住守的太監強行執行，有的地方官為討好則不顧實際，諂上壓下，激起了幾乎是到處都有的“騷亂”，西北，東北的邊防軍，有幾支造反的。民變也發生了。最後，安化王起事，劉瑾的末日也到了。

各地的鎮守太監比劉瑾還不顧後果，關於他們窮兇極惡的記錄，遍佈公私史籍，是標準的“小鬼當家”。劉瑾還有一套用太監監督太監的“統中之統”，叫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