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下多怨，且其於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為之，比之黃酋，反為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佈流言於邊外雲，“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為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語款之雲，“俺答汝兄，倫序為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賚而王之。汝頻年為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皇上幷包相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於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藉此事以啟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書牘四《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居正對付韃靼的計劃，是充實邊防，準備隨時出擊，同時利用一切機會，使韃靼分裂。這樣一來，北邊底敵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個的集體，無形中減輕北方的威脅，北方底軍隊，便隨時有決勝的可能。在這一點，很有些類似帝國主義“分而滅之”的政策，但是中間有一個絕大的區別。帝國主義底目標，是對於敵人，加以奴役或剿滅；居正底目標，是容許敵人底存在，而消弭敵人底威脅。帝國主義是攻勢的，居正是守勢的；帝國主義只希望片面勝利，居正卻希望雙方共存。中國強盛的時候，對外採取的方略，經常和居正底主張一致，這是中國文化和近代帝國主義的區別。

隆慶六年過去了，次年改元萬曆，是年正月庚子，發生王大臣之獄。

事情本來很簡單。這一天神宗在乾清宮，看到一個人，神色倉惶地走過，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經過訊問之後，才知道這是王大臣，從薊州來的一個逃兵。逃兵底處分也還簡單，但是訊息到了馮保，便不簡單了。馮保認定這是一個機會。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經卸任回籍了，但是馮保底怨恨沒有消滅。惟有血、血、血，才能洗盡馮保底怨憤。王大臣送到東廠了，經過東廠底搜檢，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來。證物有了，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宮外走過，不是謀刺皇上是刺誰呢？誰主使的？東廠所錄的供詞裡明明寫著，是高拱主使的。兇手有了，兇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馮保決定要徹查這一件案子。

徹查又怎樣呢？東廠的威權在馮保手裡，要殺王大臣，殺高拱，不是很容易麼？但是馮保手中的東廠，和憲宗時代汪直手中的西廠，以及熹宗時代魏忠賢手中的東廠相比，差得遠了。馮保底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賢究竟怎樣，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確實比憲宗、熹宗時代高明瞭。居正曾經說過，“朝多長者”。在這個環境之下，即使馮保有作惡的意志，他也沒有作惡的機會。“朝多長者”，一切出於居正底佈置，這裡更顯出居正底作用。

不幸居正和馮保的關係太密切了，而且高拱底解職，居正又是最大的收穫者。“馮保底陰謀，有居正參豫嗎？甚至還是他主謀罷！驅逐高拱已經過分了，現在又要殺高拱！”一般人底懷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從嘉靖二十七年殺夏言以來，掌握政權的人，最後都發生身家性命底危害。嚴嵩當權，殺夏言，徐階當權，殺嚴世蕃，八十幾歲的嚴嵩，也被平白逼死；高拱當權，徐階底兒子充軍，徐階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傳統了。惟有血，才是政權底代價，現在大致又是高拱支付代價的時候了。這個傳統，真是又慘酷，又兇暴。大眾指著居正，認定他正要壓迫高拱，支付最後的血債。

大臣中最有聲望最有氣魄的是楊博和葛守禮。守禮約楊博一同去訪居正。

“已經和他說過了。”楊博說。

“一般的輿望都在楊公，”守禮說，“認定只有楊公能不殺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談不得已經說過，不便再說啊。”

他們一同拜訪居正。他們替高拱辯護，他們指明東廠沒有良心，他們惟恐株連大眾，他們甚至於以全家百口，擔保高拱底無辜。

也許他們說得太熱切了一點，居正有些氣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底諒解，然而他不能想象平生所欽佩的人也會對自己懷疑。

“兩位以為我也要甘心高公嗎？”他憤憤地說。

“不是的，”楊博說，“但是隻有相公，才有回天之力。”

居正決定了辦法，東廠底訊問只是初審，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禮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