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也許生動一些，但是出的代價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只要是有根據的對話，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擔保沒有一句憑空想象的話。這裡另外也有一些困難。從前人記對話，往往不用活的言語，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應泰記嚴世蕃下獄以後，徐階和刑部尚書黃光升等計議的一節：

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日：“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日：“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日：“用楊、沈正欲抵死。”徐階日：“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這不會使人相信徐階和黃光升等是這樣說法的。明白一點說，從前人把白話翻成文言，現在我們必須把文言仍舊翻回白話。這一類翻譯的方法，在經史方面有相當的根據。堯典：“帝曰：‘疇諮若時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籲，囂訟，可乎？’帝曰：‘疇諮若予採？’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儯Чぁ！�墼唬骸�醯�慚雜刮ィ�蠊�鹹臁！�閉饈且歡烏登��賴奈惱隆Ｌ�飯�宓郾炯捅閫耆�墓�耍�頤強吹健耙⒃唬骸��傷炒聳攏俊�O兜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籲，頑兇，不用。’堯又曰：‘誰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過一番翻譯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暢。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麼看到我們把谷應泰底文言，翻回白話，一定不會感到詫異。

在把文言翻回白話的時候，我們應當注意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語言，而不是翻成現代人常用的語言。我們對於明代人底說話，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認為明代人不會用現代特有的語彙，不會用現代變質的文法，不會用現代稗販的幽默。在這幾方面加以注意，也許可以得到明代人說話底大概。稍為困難的是明代帝后底說話。封建帝后早已隨著時代而消失了，我們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他們是和普通人一樣地說話嗎？還是同劇本所寫的一樣，平時也是稱“孤”道“寡”嗎？從我所見到的，大致他們還是和普通人一樣。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說過：“說與皇帝知道，爾婚禮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為此憂思。”（《張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諭疏》）神宗自己也說過：“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乃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奏疏九《處治邪佞內臣疏》）這都是極普通的說話，我們可以從此看到帝后說話底大概，在敘述對話的時候，也有一個根據。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間留下許多對話的記載，如《謝召見疏》、（奏疏二）《召辭紀事》、（奏疏七）《召見紀事》、（奏疏八）《召見平臺紀事》，（奏疏九）《送起居館講（大寶箴）記事》，《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奏疏十一）在記載底當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對話寫成文言的時候，但是最大多數都能儲存當日的語氣，即如《謝召見疏》記隆慶六年六月間居正奉召入朝以後，神宗說：“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又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其後居正奏請遵守祖宗舊制，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神宗答稱：“先生說的是。”居正再請神宗慎起居，節飲食，神宗說：“知道了。與先生酒飯吃。”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看到當日的語調，正是最有價值的記載。

同時我們還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記的說話，有時雖寫成文言，其實文言和語體本來沒有絕對的界限，而在說話之中，為求語言的簡練，常時有由語體轉成文言的傾向。授課的時候，教師有時採取近乎文言的語句，以便學生筆記，正是平常習見的事，何況奏對之時，更覺“天顏”咫尺，不許冗長煩瑣呢？

這本書的大體計劃，是在一九四一年決定的。次年春間，寫成“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今年春間，重行寫定“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四種、第五種。在這幾年之中，一切剩餘的時間，都消耗在這本書上，實際著筆是從今年一月三日開始，八月六日終了，是為師友琅邪館撰述第六種。

也許有人看到大傳的名稱，感覺一點詫異。傳記文學裡用這兩個字，委實是一個創舉。“大傳”本來是經學中的一個名稱；尚書有《尚書大傳》，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