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舊日授書記語耳。”（書牘凡例敬題）嗣修認為書牘標題，出於居正口授。其實這是一句遁辭。書牘十三有《答宣大巡撫鄭範溪書》，其時鄭洛為宣大總督而非巡撫；有《答薊遼總督張崌崍書》，其時張佳胤為宣府巡撫而非薊遼總督，及居正歿後，佳胤始有薊遼總督之命。諸如此類，可舉者尚多。一切看出書牘前十三卷縱使大體儲存編年的形態，但是標題方面，還是非常凌亂；有一部分出於居正口授，還有一部分則出於事後的追題，至其或出於書記之手，或出於嗣修、懋修之手，則不可考。

即就編年的奏疏及書牘而論，所謂“編年”，其實只給一個先後的順序，並沒有註明某疏、某書作於某年某月，也沒有指實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編年底作用，實際還不能充分，一切待從史實方面推比證驗，始能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不過比詩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單獨推求的，已經便利了許多。

要為居正作傳，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這一點點。倘使看到《明實錄》，對於居正入閣十六年中的政績，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認識；倘使看到同時諸人底文集，對於居正一生的史實，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證。但是沒有辦法，一切的空論，掩飾不了材料底空虛。我感到徬徨了，幾番想把這個主題擱下，但是還有一些眷戀，終於竟把這本傳記寫成。這是為的什麼？我認定傳記文學底寫成，不完全是材料底問題，同時還有寫法底問題。蒙尼辨耐底《狄士萊裡傳》寫成六大厚冊，一百五十萬言，在材料方面，可稱毫髮無憾，但是莫洛亞底《狄士萊裡傳》繼此出版，不妨為一本有名的著作。華盛頓早年底日記，直到最近方始發現，關於他早年的戀人，還無從確定名姓，但是華盛頓底傳記，已經出到五百種以上，並沒有因為材料底不完備而停止。“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知道有一個“至善”，也知道這個“至善”是無法完成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對於“至善”的努力。也許我們對於居正的估計，未免朦朧一點，其實從他對於國家的關係講，人物不能不算偉大，只要傳記文學底風氣一開，以後再有十種乃至百種張居正傳，並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麼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個前驅．未嘗不是盡了一份必要的責任。

其次關於文字的方面。我寫《讀詩四論》和其他幾本書的時候，用的文言，因為這許多書中，充滿文言的引證，為求本文和引證的配合起見，當然以用文言為妥適。但是在寫的時候，常時感覺到一種新的意境，必需運用新的筆調，才沒有辭不達意的遺憾。後來寫《八代傳記文學述論》，用的語體，便是這個理由。用語體寫的時候，也有兩種困難。第一，本文和引證顯然用兩種文體，讀者最易感覺文字底不諧和，這是無可避免的困難。其次，語體底語彙比較貧乏，因此在敘述的時候，常時有借用文言語彙或另行創造的必要。這個困難也是同樣無可避免，不過最近數年以來，這樣的寫法，已經成為風氣，文字語言都在不斷地蛻變，大家在這個風氣之中，也就覺得無可非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二十年以後，又有一種變化，一切留給將來的人批評罷。

這樣便引到對話的問題。對話是傳記文學底精神，有了對話，讀者便會感覺書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項羽本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項羽和項梁往觀，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項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這是兩個人底對話。項羽要殺宋義，他說：“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這是項羽誓眾的宣言。其後鴻門之宴，項羽、范增、項莊、沛公、張良、樊噲，都有說話，文字非常生動，尤其是樊噲入見的一段，項羽按劍說：“客何為者？”這是問樊噲的，偏偏樊噲不答，張良說道：“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才說“壯士，賜之卮酒”，這又是吩咐侍從了。一切都寫得錯綜變化，使人感覺異常地活躍。

這個寫法，在小說家手裡，成為最好的工具。現代傳記文學家也常時採用這個寫法。但是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這一點沒有看清，便會把傳記文學引入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