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

曾經有過的念頭跳出了腦際，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調出了吳大德與吳曉露鬼混的錄影，從頭到尾地看了一遍。我再次目睹了肥白的背在吳曉露身上蠕動的情景。真是慘不忍睹。這樣的錄影要是出現在紀檢機關的案卷裡，夠吳大德喝一壺的。一旦訊息傳開，人們不僅會譴責他的腐化，還會嘲笑他的異化。以我看來，那類似肥豬的身體是一種比腐化行為更令人憎惡的罪孽。揭露這種罪孽，我責無旁貸。我興奮而緊張，像剛喝了幾盅五糧液，麵皮有些發燙。我反鎖了門，關閉了窗戶，又聆聽了一會周遭的動靜，確定無人窺探之後，便開始燒錄光碟。

剛抓住滑鼠點選幾下，我的耳朵發起燒來，似乎被吳曉露揪了一下。遙遠歲月裡曾經的親暱翻出了心頭。我遲疑了一會，終於將前面一段所謂的前戲刪除了，只保留了在床上的一個小片段。畢竟，她是我的初戀情人，畢竟我們有過甜蜜的時刻，還是手下留情吧。這樣，我刻下的光碟裡就只看到吳大德蠕動的後背、肥碩的四肢、偶爾側過來的臉以及吳曉露翹起的兩隻小腳，除非當事人，是分辨不出壓在下面的那個女人是誰的。

光碟刻好之後，我開啟看了一遍，又複製了一份。然後找了一個信封，用電腦打上“市紀委舉報中心收”，將光碟放進去封好。不是市委印製的專用信封，是郵局買來的那種，否則有暴露我的身份的危險。然後我小心地將舉報信放在我的皮包的內袋裡，拉上拉鍊，小心翼翼地走出門去。

市委大門外就有一個郵政所，但在這兒寄出是不妥的，很容易讓人猜到是“內奸”所為。我縮著頭，夾著皮包袖著手，沿著人行道往前走。冷風瑟瑟，許多枯黃的梧桐葉在空中打旋，有一片還煞有介事地落到了我頭上。我想起了一部電影裡的場景，一群革命志士被押赴刑場，他們戴著腳鐐手銬，步履踉蹌地前行，唱著悲壯的歌。那歌在我心中縈繞，我情不自禁地唱出聲來：“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我的嗓音低沉雄渾，我像英雄一樣高昂起不屈的頭顱，一股慷慨激越的情愫油然而生。很多行人朝我轉過頭來，崇敬地注視著我，也注視著我腋下的皮包。他們好像都知曉我身上的崇高使命，紛紛駐足觀看，並且給我讓路。我回頭眺望，在那幢灰色大樓的八層的一間辦公室裡，貪官吳大德正焦躁不安地來回踱步，似乎已預感到大難臨頭。我甚至還看見由於內心的恐懼，吳大德夾煙的手在不住地顫抖。我走過了一個郵政所，我沒有進去。我不想寄掛號，革命先烈有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其中之一就是不要留下自己的手跡。我裝著閒庭信步，一邊往小攤上望一邊往前走，直到碰見一個郵筒才止了步。這時，觀望我的群眾心有靈犀地轉過頭去，為我創造了一個有利於舉報的氛圍。我舉起一隻手，邊理頭髮邊轉了個三百六十度的圈，確定在視線之內無人注意之後，迅速地掏出那封信，直接往郵筒裡塞。我的頭皮發麻，由於郵筒的開口過於狹窄，我塞了幾次才成功。我清晰地聽見信在郵筒裡落下去，發出嚓的一聲輕響。那聲音如天籟一般美妙。我滿意地拍拍手，心裡說，吳大德你就等著正義的審判吧！然後，大義凜然地往回走。

我進了一個公共廁所，重新開啟皮包，看見那封信還在，才放下心來。那信當然還在，我只是在想象中將它投進了郵筒。我不會愚蠢到相信這種舉報會有什麼好結果。舉報信回到被舉報者案頭的事，早聽得耳朵起繭了。我若真舉報，起碼也會向省紀委舉報。向同級的紀檢機關舉報，不是泥牛入海無訊息，就是惹來報復之禍。我要的只是舉報的過程，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我已經使得吳大德恐懼地顫抖了，這就夠了。

過了兩天，我又去找了那個郵筒，又一次好好地享受了那個過程。這一次，我不僅讓吳大德顫抖，還讓那張原本紅光滿面的臉失去了血色　——　當然，都是在我的想象之中。

但是，我第三次享受這個過程的時候，出了個大事故：我轉到街角檢查那封信時，發現它不見了。我把皮包裡所有的口袋都翻了個底朝天，也沒見到信的蹤影。

我驚出了一身冷汗：我難道真把它寄出去了？

接待處新來了個叫陳建國的處長，吳曉露一下子從主要負責人降到了次要負責人。陳建國對吳曉露很客氣，很照顧，只要她分管餐廳，除了陪客喝酒之外別的事一概不用她插手。從此接待處的大小事項都由陳建國說了算，簽單權也自然收歸一把手了。這樣一來，吳曉露處處受制，很是憋氣，她感覺還不如原來當辦公室主任好。堂堂蓮城名姐豈能受這種委屈？那就不是她吳曉露了。她必須改變這種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