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的百分比已降到，到1980年降至，而且仍在下降。幾乎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央情報局的經濟指南也證明，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從1960年的降到了1980年的（儘管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預示著這一比例在以後幾年中會有所提高）。但這並不是說，美國的生產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業部門），而是說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生產大大地提高了。汽車生產也許是說明這一問題中兩種趨勢的最簡單明瞭的例子：1960年，美國生產了665萬輛汽車，佔當年世界汽車產量1　280萬輛的52％；到了1980年，由於世界汽車總產量達到了3　000萬輛，儘管美國的產量增至690萬輛，但它在世界總產量中所佔的比重卻只有23％。

雖然有這麼半點安慰——這同70年前英國面對其在世界生產中的比重開始下降，但仍習慣以此來安慰自己的情形頗為相似——但是這種變化卻有令人擔憂的一面。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必然要相對衰落嗎？”而是“它必然會衰落得如此之快嗎？”因為即使在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時期，它的競爭地位也由於每年的人均生產增長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幾十年相比，見表42）而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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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35）

我們還可以說這是歷史的“正常”發展。正像邁克爾·鮑爾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幾十年裡，由於美國一直是標準化手段和大規模生產工藝的革新者，因此它的產量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增長得快。結果是：“在滿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經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時的人均產量）上從事生產；反過來這就使美國透過採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機械來提高產量這種司空見慣的可能性，同其他國家相比大大減少了。”然而，不管這一點多麼正確，美國經濟中正在發生的其他一些長期趨勢仍然沒有什麼益處：財政和稅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費，但個人儲蓄率卻很低；除了為軍事目的進行的投資以外，對研究和開發的投資與其他國家相比正慢慢減少；而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部分的國防開支卻比西方集團中的任何國家都多。另外，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口正從產業部門流向服務業，即進入低產領域。

表—1962年人均產量每年平均增長率

在20世紀50和60年代，這多種經濟趨勢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蓋：美國高技術（特別是在空間領域）的驚人發展，刺激消費者對日新月異的汽車和彩電的消費慾望的高度繁榮，美元作為外援、軍事開支或者作為銀行和公司的投資從美國向世界貧困地區的轉移。在這一方面，想起20世紀60年代中期謝爾溫…施賴伯提出的“美國的挑戰”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啟發意義的。當年所謂“美國的挑戰”來自以下事實：美國大量地向歐洲（廣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資，據說要把這些國家變成自己的經濟衛星國；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車公司這樣的大跨國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懼或者憎恨；與這些趨勢相聯絡的，還有同美國商業院校所普遍傳授的先進管理技術相一致的各個方面。從某種經濟觀點來看，美國投資和生產的轉移，的確是經濟力量和現代性的證明，因為它們利用了勞動成本低廉的優勢，保證其產品在海外市場暢銷的廣闊渠道。但是，一段時間過後，資本外流的勢頭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開始超過美國透過工業製品、糧食的出口和“無形”的服務業帶來的貿易盈餘。儘管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這種日益上升的國際收支逆差已經導致美國黃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數外國政府仍然樂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為主要的儲蓄貨幣），而不是要求支付黃金。

然而，隨著60年代的到來，這一有利的環境即告消失。儘管越南戰爭使美國大量的美元付諸東流，但是肯尼迪總統和（比之更甚的）約翰遜總統都想增加美國在海外的軍事開支，不僅僅限於越南。肯尼迪和約翰遜也都致力於擴大國內開支，雖然這種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覺察到。然而任何一屆政府又都不願付出政治代價，以增加稅收來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貨膨脹。結果就是聯邦赤字的逐年上升、無法抑制的價格上漲以及美國工業的競爭力日漸削弱。這又反過來導致更大的國際收支逆差，（由約翰遜政府）抑制了美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從而使之變成了新的歐洲美元。正是在這一時期內，美國在世界（經互會除外）黃金儲備中所佔的比重急劇下降，從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個國際支付和貨幣流通體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