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農業僵化的體制和惡劣的氣候。因此,不論苦惱的計劃人員和部長們為此傾注了多少心血,對農業的投資多麼慷慨大方,蘇聯農業淨產量的增長率還是從20世紀50年代的平均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考慮到農業在蘇聯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後的30年中增加了8 400萬,它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的總的增長要遠遠低於其工業生產的增長,而後者本身又有點像“強制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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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34)
第二個嚴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計到的、蘇聯經濟的相對停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鑑於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和世界貿易增長中所佔的比重,赫魯曉夫宣稱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模式是優越的,並將有朝一日“埋葬資本主義”,看起來還有些道理。但是從那以後,形勢變得越來越使克里姆林宮感到擔心。歐洲共同體在工業上的“半個巨人”西德的帶動下突飛猛進,其富裕程度和生產力水平已遠遠超過蘇聯。小小的島國日本也發展得如此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上超過蘇聯也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美國儘管其工業相對衰落,但在總產量和財富方面仍遙遙領先。蘇聯及其東歐兄弟國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並沒有消除同西歐的差距;對此,生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下的人們未免有些羨慕。由於不利的競爭地位,蘇聯和它的衛星國面對日益更新的計算機、人工智慧和電訊技術,只能望洋興嘆。而蘇聯的農業從生產率上來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樣衰弱不堪:1980年,一個美國農業工人生產出的糧食足夠滿足65個人的需要,而它的蘇聯同伴生產出的糧食卻只能養活8口人。這反過來又使蘇聯處於不得不越來越多地進口大量糧食的困境之中。
蘇聯本身的許多經濟困難都能從它的衛星國的問題中反映出來——它們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較高的增長率,儘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當距離;也能從其衛星國強調中央計劃、重工業和農業集體化這一相似的發展方針中反映出來。雖然東歐國家之間在繁榮和發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異(而且仍在出現),但它們總的趨勢都是早期突飛猛進,爾後日漸衰退,這使馬克思主義的計劃者們面臨艱難的選擇。蘇聯可以透過開墾荒地來增加農田,儘管北方冬季的生態環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這種努力的可能性(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魯曉夫當年滿懷信心開墾的“處女地”很快變成沙塵暴發源地)。同樣,廣泛地開採自然資源來解決比如石油儲量與使用量不相稱這類問題,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風險,因為只要礦井進入凍土區,提煉成本馬上就會上升。它也可以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工業和技術,但這隻能以下列兩種危險作代價:要麼從國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資源——但是,不論領導怎麼更換,國防一直是蘇聯第一重點;要麼從消費品生產中放血——但是在通訊條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榮在東方人的眼中更加明顯的情況下,這種調整的微小變化都是很不受歡迎的(特別是在東歐國家)。最後,蘇聯及其兄弟共產黨政權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僅要經常地剷除貪汙、打擊官僚主義,而且還要改革其體制,提供個人刺激,引入現實的價格機制,允許個體農業的發展,鼓勵公開討論和開發新技術方面的企業家精神,等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紀70年代所巧妙實踐的那樣。但實施這種改革戰略的困難,正如捷克1968年的經驗表明的那樣,“自由化”措施將把控制森嚴的共產黨政權本身置於被懷疑的危險境地,因而在十分謹慎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引起了黨的意識形態專家和軍界的不滿。由此可見,要扭轉經濟的相對衰落必須謹慎從事,而這反過來又使得顯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許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宮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對手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也面臨著經濟困難,並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來在世界財富、生產和貿易中所佔有的相對比重。當然,提及這個年頭對於理解美國的相對衰落具有重要意義。在歷史上的這個時期,美國有利的經濟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佔據世界的頂峰,部分是由於它本身生產的膨脹,但也因為其他國家暫時的虛弱。隨著歐洲和日本的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這一特殊的形勢將會變得對美國不利;而且隨著世界工業生產的普遍高漲(1953年到1973年之間增長了2倍多),形勢還將進一步轉化,因為在新的工廠、車間在全世界普遍興起的時候,要保持其1945年佔世界工業生產的一半這個水平是不可能的。據貝羅克統計,到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