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了一支海軍特混編隊），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戰爭造成的經濟混亂和政治紛爭而促成。這種跡象之一是希臘共產黨的暴動；跡象之二是法國共產黨支援的大罷工。俄國企圖取悅德國公眾輿論的做法受到懷疑，義大利北部共產黨力量的壯大也令人擔憂（如果人們自尋煩惱，對任何事情都會憂心忡忡）。研究上述情況的歷史學家們現在更不相信，它們與莫斯科制定的“總計劃”有直接聯絡。希臘共產黨、鐵托最關心的是本地區的敵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馬克思主義體系。西方國家的共產黨和工會領導人，首先要考慮他們的追隨者的情緒。另一方面，如果在不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情況下，共產黨在西方任何國家上臺，俄國人當然高興。所以，當喬治·凱南等蘇聯問題專家呼籲“遏制”蘇聯時，在思想上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就不難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來的“遏制戰略”的眾多要素中，有兩個要素最為引人注目。第一個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區美國“不允許……落入敵手”（這樣做凱南認為有消極作用，卻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軍事領導人的贊成，因為他們認為這可確保國際戰略格局更加穩定）。因此，位於這些地區的國家將在美國的軍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禦能力。蘇聯對這些國家發動進攻，美國就與蘇開戰。第二個比較有積極意義的要素是，美國看到，抵禦俄國顛覆的力量已經受到削弱，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嚴重地損耗了西方的物質資源和精神元氣。所以，各項長遠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內容是：美國大規模執行經濟援助計劃，以幫助西歐各國和日本重建受到嚴重破壞的工業、農業和城市。這樣做，不僅可削弱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革命理論對西歐和日本的影響，還有助於使世界力量對比向著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凱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緣政治論認為，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業和軍事力量中心對我們至關重要，即美國本身、其對手蘇聯、英國、德國與中歐、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麼，只要使後三者留在西方陣營，並使其實力得到增強，就會建立可使蘇聯永遠處於劣勢的綜合“力量對比”。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斯大林的俄國將對這一戰略深感疑慮，因為它包括復活俄國的兩個最近的敵人——德國和日本。

因此，我們可以再一次說，逐個評述雙方於1947年這一“分水嶺年”及其以後採取的各項措施，不如論述一下最後的總結果更有意義。美國取代英國對希臘和土耳其承擔義務（這表示前世界警察將其職責交給了新興的世界警察，倫敦的邏輯和華盛頓的邏輯基本相同），從而使適用於世界任何地區的“杜魯門主義”的出籠有了理論依據。因而在歐洲，美國熱心“幫助自由民族維護它們的制度”的具體表現是，與西歐人認真地探討如何解決困擾歐洲大陸的經濟蕭條、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問題。美國政府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是，根據所謂的“馬歇爾計劃”大量提供援助，幫助歐洲各國實現經濟自主。美國審慎地宣佈，它的援助將提供給歐洲所有國家，既包括非共產黨國家，也包括共產黨國家。但是，不管美國的援助對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蘇聯與西歐的確進行過合作。正當東西方進行經濟合作時，蘇聯採用了國有化和集體化這種沒有一點彈性的經濟體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國推行馬歇爾計劃的目的是，使所有歐洲人確信，私有企業比共產主義企業更能給他們帶來經濟繁榮。在巴黎商談馬歇爾計劃時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俄國不讓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請援助的結果是，歐洲的裂痕變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國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下（英國、法國、義大利和西德等大國得到的美援最多），在北大西洋貿易體系內的西歐經濟蒸蒸日上。在東歐，共產主義的控制則越來越嚴。1947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這是一個重新組建的、半公開的共產黨國際組織。1948年，布拉格的多黨政府被共產黨發動的政變推翻。雖然鐵托的南斯拉夫最終脫離了斯大林的嚴格控制，其他東歐國家卻遭到清洗，並於1949年被迫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該委員會不是蘇聯的馬歇爾計劃，而是“剝削其衛星國的一個新機構”。1946年丘吉爾就談論“鐵幕”也許有點為時過早，但兩年之後，他的話便得到應驗。

隨著東西方經濟對抗的加劇，其軍事關係也變得日益緊張。在軍事方面，德國又是爭端的焦點。1947年3月，英國和法國簽訂了敦刻爾克條約。該條約規定，一旦遭到德國攻擊，簽約一方將向另一方全力提供軍事援助（儘管當時英國外交部認為，發生那種突然情況的“可能性很小”，英國更關注西歐內部的弱點）。1948年3月，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