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對西方的刺激較大，因為1939年英國就決心為保衛波蘭的領土完整而戰，且波蘭軍隊（及流亡政府）戰時也在為西方作戰。在卡滕發現埋葬波蘭軍官的大墳場，俄國人對華沙起義的非難，斯大林堅持要改變波蘭邊界，以及親莫斯科的波蘭人派別在盧布林的出現，這一切使丘吉爾對俄國人的企圖懷疑至深。幾年之後，俄國人便扶植起一個傀儡政權，並在各級權力機構中清除了所有親西方的波蘭人。這使西方人的擔心得到了證實。

莫斯科在處理波蘭問題時在許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國問題”。從領土上看，波蘭邊界的西移不僅縮小了德國的疆域（東普魯士已被吞併），還使波蘭人在阻止德國將來改變奧得…尼斯一線的邊界方面處於有利地位。從戰略上看，俄國堅持使波蘭成為一個安全“緩衝地帶”的目的是，確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國“1941年式”的進攻。因此，莫斯科堅持要同時決定德國人民的命運也是合乎邏輯的。從政治上看，俄國在支援“盧布林”波蘭人的同時，還對流亡他鄉的德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培訓，以便讓他們回到祖國後起同樣作用。從經濟上看，俄國對波蘭及其他東歐鄰國進行剝削後，還想掠奪德國的財富。但當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國人變成窮漢就無法贏得他們的友誼時，便停止了掠奪活動，莫洛托夫講話的語調也變得比較受聽了。不過，這些戰術上的變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決定德國未來的問題上，俄國要求有重要發言權，如果不是最後決定權的話。

在波蘭和德國問題上，俄國的政策肯定要與西方的政策發生衝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都要求整個歐洲執行自由市場政策，都進行民主選舉（雖然英國人和法國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國人更主張國家有較大的權力）。從戰略上看，西方和俄國一樣，也決心防止德國軍國主義的重新復活。特別是法國人對此一直憂心忡忡，直至50年代中期。但是，他們都不希望看到蘇聯紅軍取代德國國防軍統治歐洲。雖然1945年後法國和義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產黨人，但對掌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西方人有一種非常不信任的情緒。這種情緒因東歐各國逐步取締了非共產主義政黨而變得更加強烈。儘管仍有人呼籲俄國和西方和解，但事實是，它們各自的目標在各個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項計劃獲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覺受到了威脅。至少從這個意義上講，冷戰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一直會持續到雙方都同意在所有問題上進行和解。

有鑑於此，在這裡詳述東西方緊張關係的逐步升級實無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時再詳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動一樣。然而，1945年後冷戰的主要特點則值得審視，因為至今它們仍然影響著各國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方式。

冷戰的第一個特點是，歐洲兩大國家集團進一步“分裂”。這種“分裂”在1945年沒有馬上發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同盟國佔領軍和“接班”政黨（它是由在德國人離開後從秘密轉為公開的黨員和流亡回國的黨員組成的）的主要任務是，處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務，如恢復交通、通訊等公用事業，往城市運送食品，為難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戰爭罪犯等。在進行上述工作時，意識形態的界線是模糊的：在德國佔領區，美國人發現，他們與法國人的爭吵同與俄國人的一樣多；在歐洲各國新成立的國民議會和內閣中，社會黨人與共產黨員坐在一起（在東歐），或共產黨員與基督教民主黨人坐在一起（在西歐）。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鴻溝便開始擴大，並且日益公開化：在德國各地進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選舉表明，“西德的政局……與東德的政局之間開始出現明顯差異”。在波蘭、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非共產黨人被迫逐漸離開領導崗位。這導致1947年4月法國國內的政治危機，即共產黨人被迫退出政府。一個月後，義大利發生了類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鐵托實行的政治統治（戰時各同盟國達成的協議規定實行分權統治），在西方人看來，是莫斯科預謀擴張的又一步驟。這些分歧，再加上蘇聯不願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使那些希望在戰後與莫斯科保持友好關係的美國人大為不安。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12）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產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飛躍，即懷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條件成熟時控制西歐和南歐，並且的確在加速創造這些條件。這種情況的發生，不會是直接動用武力的結果（儘管俄國對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壓力不僅令人擔憂，而且還致使華盛頓1946年在東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