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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國和西方之間一兩年後就出現了冷戰，而冷戰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性質暴露無遺。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俄國人不會允許東歐出現議會式的民主；俄國還保持著龐大的軍隊；在希臘、中國及其他地區，共產黨同其敵手正進行著內戰；還有最後一點，但絕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點：人們對“紅色威脅”恐懼的日益增加，蘇聯的間諜網以及國內顛覆活動，這一切促使美國公眾的情緒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杜魯門政府對此也斷然做出了反應。由於擔心俄國會進入英國撤銷其對希臘、土耳其的保證後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魯門總統於1947年3月發表了“杜魯門主義”的演說。在這篇演說中，杜魯門描繪了當前世界必須抉擇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原則：

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的。它突出地表現為自由的制度、代議制政府、自由選舉、保證個人自由、言論與宗教信仰自由和沒有政治迫害。另一種生活方式則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加於大多數人為基礎。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對報紙的控制、指名選舉和壓制個人自由。

杜魯門繼續說：美國的政策就是“幫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統一，反對企圖將極權政權強加於他們的侵略行徑。”此後，國際事務，用更加生動的話來說，猶如摩尼教徒正在進行的一場爭鬥；用艾森豪威爾的話來說，就是：“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在歷史上很少像現在這樣聚集一堂、全副武裝、相互抗爭。以自由反對奴役，以光明反對黑暗。”

毫無疑問，這類語言好多都有其對國內目的，不僅美國如此，英國、義大利、法國及其他各國也都一樣。保守勢力可以使用這類語言使對手威信掃地，或者攻擊自己的政府對“共產主義軟弱無力”。但這樣一來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對西方的懷疑。蘇聯報刊很快就說西方正在覬覦俄國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在蘇聯四周樹立新的敵人，建立前進基地，以包圍蘇聯；西方還支援反動政權反對共產主義力量，有意在聯合國“結幫拉派”。莫斯科聲稱：“美國對外政策的新方針，是過去反蘇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發動戰爭，以武力建立一個由英國和美國統治的世界。”蘇維埃政權便得以以此為藉口，鎮壓國內異己分子，加強對東歐的控制，實施強制性的工業化，大量增加軍費開支。因此，雙方都在加劇冷戰，都用意識形態原則來掩蓋自己對內和對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個世界性的思想體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雙方都把世界視為一個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意識形態的爭吵不可能與權力…政治利益相分離。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喬·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這就是新的戰略現實，不僅被分裂的歐洲各國人民要適應它，而且亞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人民也必須做出調整，使自己適應它。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11）

三 冷戰與第三世界

正如以後所證實的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中，國際政治的主要任務是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蘇美對抗的新形勢；而次要任務則是反對蘇美對抗。起初，冷戰主要圍繞重新劃分歐洲國界進行。歸根結底，冷戰仍繫於“德國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方式將決定1945年的戰勝國對歐洲影響的大小。毫無疑問，20世紀上半葉德國侵略對俄國造成的損失，比對其他任何國家都大。俄國人決心不再讓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事件在下半葉重演，且這一觀念由於斯大林堅決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強化。俄國人考慮的第二個問題是，使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是因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導的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國家得以建立，俄國的政治和戰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這些比從前要求得到不凍港的更高層次上的考慮，可能是1945年後蘇聯制定政策的依據，儘管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於它徹底解決。因此，蘇聯首先決心廢除1918—1922年簽訂的各項領土協定，戰略目的是“解圍”。如前所述，這等於讓俄國人重新獲得對波羅的海各國的控制權，使波俄邊界西移，使東普魯士從此消亡以及蘇聯從芬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得到部分領土。這些並沒使西方擔心，其中許多的確是在戰時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俄國想在中、東歐的獨立國家中建立“親莫斯科”政權。

在這一方面，波蘭的命運預示著其他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