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達。紙幣較早地加速了商業的流通和市場的發展。到11世紀末，中國北部已有可觀的冶鐵業，每年能生產大約萬噸鐵，主要為軍隊和政府所用，比如，100萬人以上的軍隊是鐵製品的一個巨大市場。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生產數字要比700年以後英國工業革命早期的鐵產量還多！中國也許是第一個發明真正火藥的國家，而且在14世紀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統治。

西方的興起（2）

對中國文化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瞭解以後，再聽到中國人已轉向海外開發和貿易也就不足為奇了。指南針是中國人的另一發明，他們有些平底帆船同後來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樣大，而與印度和太平洋諸島的貿易，從潛力上說與往返大漠商路的貿易一樣有利可圖。許多年以前中國人就在長江進行過水戰。13世紀60年代，為了征服宋朝的船隊，忽必烈汗強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戰船隊，裝備發射投擲機械。14世紀初期，沿海谷物貿易興旺發達。據記載，1420年明朝的海軍擁有1　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舶。這樣一支力量還不包括許多私人經營的船舶，但後者同海軍比起來顯得黯然失色。這些私人經營的船隻那時已經在與朝鮮、日本、東南亞，甚至東非進行貿易，併為中國國家帶來收入，因為國家試圖對這種海上貿易徵收捐稅。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遠征，是1405年和1433年間海軍將領鄭和進行的七次遠洋航行。這支船隊有時由數百艘船舶和數萬人組成，遍訪從馬六甲和錫蘭到紅海口和桑給巴爾的各個港口。一方面他們向順從的地方統治者饋贈禮品，另一方面強迫桀驁不馴的統治者承認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帶著長頸鹿從東非返回，以取悅中國皇帝；另一艘船帶回了一個錫蘭首領，因他極不明智，竟不承認天子的最高權力（但是應當指出，中國人從不曾搶劫和殺戮，這與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歐洲人不同）。從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可以告訴我們的關於鄭和船隊的規模、實力和適航性（有些大寶船看來大約有400英尺長和1　500噸以上的排水量）來看，他們或許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險開始熱心地向休達［2］以南推進之前好幾十年，就可以繞過非洲並“發現”葡萄牙。

但1433年中國的遠征是這條航線的最後一次，3年以後一項皇帝詔書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後一項專門敕令竟禁止儲存兩桅以上的船舶。此後船隊船員受僱於大運河的小船。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儘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誠然，這項決定有一種似乎有理的戰略原因。帝國北部邊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脅，把軍事資源集中到這個比較脆弱的地區或許是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一種耗資巨大的奢侈，無論如何，中國嘗試過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擴張被證明是徒勞的，而且代價很高。但當後來收縮海軍的弊端已經顯露出來以後，看來仍未重新考慮過這個頗為有理的論據。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市不斷遭到日本海盜的襲擊，但沒有認真重建帝國海軍［3］。甚至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覆出沒也未能使當局重新估計局勢。達官貴人們推理說，陸上防禦就夠了，因為不管怎麼說，中國臣民所進行的一切海上貿易不是都沒有禁止嗎？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費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國倒退的關鍵因素純粹是信奉孔子學說的官吏們的保守性，這一保守性在明朝時期因對蒙古人早先強加給他們的變化不滿而加強了。在這種復辟氣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關心維護和恢復過去，而不是創造基於海外擴張和貿易的更光輝的未來。根據孔子學說的行為準則，戰爭是一種可悲的活動，而軍隊只有在擔心發生蠻族入侵或內亂時才有必要。達官貴人對軍隊（和海軍）的厭惡伴隨著對商人的疑慮。私人資本的積累、賤買貴賣的做法、暴發戶商人的鋪張闊氣，都冒犯了這些權貴士大夫，幾乎如同他們激起了勞苦大眾的不滿一樣。雖然達官貴人們並不想完全停止整個市場經濟，但經常透過沒收商人的財產或禁止他們經商來干涉個別商人。中國民間進行的對外貿易，在達官貴人們的眼裡必定顯得更加令人疑慮，這僅僅是因為外貿較少受他們控制。

對商業和私人資本的厭惡與上述大量技術成就並不衝突。明朝重建了中國萬里長城，發展了運河系統、制鐵業和御用帝國海軍，因為官吏們上奏皇帝說，這些都是必須的。但這些事業才剛剛開始就受到忽視。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