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歐洲之外

在討論產業革命對大國體制的種種影響之前，我們也不妨瞭解一下它對遠方，特別是對中國、印度和其他非歐洲社會的影響。它們蒙受的損失是雙重的，既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情況並非像人們一度想象的那樣，即在西方人的衝擊以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過著一種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須強調，即在經歷產業革命和現代化以前的任何國家的特點就是貧困……低生產力的、人均產量低下的、處於傳統農業狀態的、農業作為其國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的任何經濟，都不能生產超過直接消費需要的很多剩餘……”但在另一方面，鑑於農業生產在1800年形成了歐洲社會和非歐洲社會的基礎這一事實，還鑑於諸如印度和中國等國家也存在許多商人、紡織品生產者和手工業者的事實，人均收入的差別並不很大。例如，一個印度手織機織工可能掙到工業化以前歐洲織工收入的一半。這又意味著，由於亞洲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淨人數，在蒸汽機和動力織機改變世界的均勢之前，亞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歐洲在世界製造業的產量中［2］佔有遠為巨大的份額。

在貝羅克的兩個有獨創性的計算（見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於歐洲的工業化和擴張的緣故，力量對比的轉變是多麼鮮明。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3）

表6。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1750—1900年）

表7。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聯合王國為100）

很明顯，這些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產業革命迸發出來的生產力的驚人提高。比如說，在18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期間，英國紡紗業的機械化，使單個生產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國在總的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份額激增就不足為奇了——隨著它使自己成為“第一工業國”，其份額繼續增加。當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也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時，它們的份額也穩步增長，就像它們的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化水平及其國家財富那樣。但是中國和印度的情況就迥然不同了。不但它們在總的世界製造業中的份額相對地減少（這完全是因為西方產量的迅速增長），而且在有些情況下它們的經濟絕對地衰退了，也就是說，由於蘭開夏紡織廠的遠為價廉物美的產品對它們的傳統市場的滲透，它們非工業化了。1813年以後（當時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結束了），印度進口的棉織品激增，從100萬碼（1814年）增至5　100萬碼（1830年），又進而增加到億碼（1870年），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傳統的國內生產者受到了排擠。最後一點又回到了艾什頓關於“那些只增加其人數而沒有經歷一場產業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貧困這一論點上來。中國、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減少了它們總的按人口計算的收入。由此，貝羅克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也令人震驚——的見解：在1750年，歐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化水平相差還不太遠，可是到了1900年，後者只是前者的1/18（2％比35％），只是聯合王國的1/50（2％比100％）。

“西方人的衝擊”從各方面說，是19世紀世界強國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現之一。它不但在各種各樣的經濟關係方面——從沿海商人、航運者和領事等“非正規的影響”直到種植園主、鐵路建設者、採礦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現自己，而且也在探險者、冒險家和傳教士的滲透，在西方疾病的傳入，在西方信仰的傳播等方面表現自己。它既在各個大陸的腹地——從密蘇里往西，從鹹海往南——出現，也發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島沿岸的周圍。如果說“西方人的衝擊”（譬如說）於英國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鐵路網、電報、港口和非軍事建築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遺蹟，那麼，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卻是與這個時期那麼多殖民戰爭同時出現的流血、掠奪和搶劫。的確，從科蒂茲［3］時代起，這種武力和征服的特點已經存在了，但這時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歐洲人佔領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積的35％；到1878年，這個數字上升到67％；到1914年，達到84％以上。

先進的蒸汽機技術和機制工具，使歐洲擁有決定性的經濟和軍事優勢。前膛槍炮（雷管、來復線等）的改進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發射速度的後膛炮的發明甚至是更大的進步；格林機槍、馬克沁機槍、輕型野戰炮給一場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後幾筆潤色，這場革命在很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