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業化（特別是蒸汽機）所做的是以無生命的動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動力源；透過利用機器——“迅速、有規律、精確、不知疲勞”的機器——變熱為功，人類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這種新機器的結果簡直是驚人的：到19世紀20年代，操縱動力織機的人，其產量20倍於一個手工工人，而一臺動力驅動的“騾”（即紡紗機）具有200臺手紡車的能力。一個火車頭能運輸需要數百匹馬才能運輸的貨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確，產業革命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廠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討論的要點是生產力的急劇增長，特別是在紡織業方面，這又轉過來促進對更多的機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鐵、航運和更優質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2）

此外，正如蘭德斯教授已經注意到的那樣，人類生產力的這種空前的提高是自給的：

在以往，生活條件（進而是生存條件）改善和經濟機會增加以後總是緊跟著人口的增長，這樣最後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盡；現在，這些地方的經濟和知識第一次在歷史上迅速成長，其速度足以不斷地產生投資和技術更新，這種情況把馬爾薩斯明確的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見的限度以上。

後一句話也非常重要。從18世紀起，世界人口的增長開始加快：歐洲的人口從1750年的億增加到億（1800年），又增加到億（1850年）；亞洲的人口從1750年的4億多猛增到一個世紀以後的7億左右。不論原因——較好的氣候條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減少——是什麼，這樣規模的增長是驚人的；雖然18世紀歐洲和亞洲的農業產量也增加了，並且實際上是人口增長的另一個總的原因，但這個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糧的肚子）的純數字，在此期間有使農業產量增長的一切好處化為烏有的危險。在18世紀後期，貧瘠土地承受的壓力、農村的失業、大批家庭向已經擁擠不堪的歐洲城市流動等情況，不過是這種人口猛增浪潮的幾個徵兆而已。

英國產業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觀經濟術語說）是持續地提高生產力，這樣在國家財富和人口購買力方面隨之發生的增長，都不斷地超過了人口增加數。當這個國家的人口從1801年的1　050萬增加到1911年的4　180萬——年增長率為時，它的國民產值的增長要快得多，在19世紀也許是14倍。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和之間，這要取決於統計數字所包括的地區。［1］僅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人均產量就增加了1倍半。

與1945年以後許多國家達到的增長率相比，這些並不是了不起的數字。正像社會史學家提醒我們的那樣，產業革命的確使新的無產階級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他們在廠礦勞動，居住在有礙於健康的、擁擠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實依然是，機器時代生產力的持續增長，給這個時期帶來了廣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國的平均實際工資增加了15％到25％，在以後半個世紀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頓提醒那些認為工業化是一場災難的批評者：“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是，怎樣給人數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的幾代兒童提供糧食，給他們衣服穿，和如何去僱傭他們。”新機器不但越來越多地僱傭了增長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國民的總的人均收入，一場蒸汽推動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滿足了城市工人對食品和必需品的日益增長的需求，鐵路和輪船運送新大陸的剩餘農產品，來滿足舊大陸的需要。

透過利用蘭德斯教授的各種計算，我們可以以另一種方式來領會這一要點。他指出，在1870年，聯合王國使用1億噸煤，這“相當於800萬億大卡的能，它足以供養億成年男人達一年之久（當時的實際人口約3　100萬）”。另一方面，英國在1870年的蒸汽機的能力約為400萬馬力，這相當於4　000萬個男人所能產生的力。但“這樣多的人一年會吃掉億蒲式耳的小麥，這是1867至1871年整個聯合王國年產量的3倍多”。無生命的動力源的使用，能容許從事工業的人突破生物學的限制，並且驚人地提高生產力和增加財富，而用不著屈服於迅速增長的人口壓力。對比之下，艾什頓卻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國土地上的男女們受著瘟疫和饑饉的折磨，他們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勞動、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這種亞細亞的標準，這種無機械裝備的恐懼，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數而沒有經歷一場產業革命的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