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它完成了第一輪迴圈，在野蠻人的統治下，它完成了第二輪的迴圈。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6。

勒龐用“集體的暴政”稱呼法國大革命一個世紀的暴亂和革命後發生的巨大變化：“個人的暴政為集體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後者是強大的，難以摧毀的。”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勒龐指出的集體的暴政即“多數人的暴政”。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14）

然而，受到長期等級壓迫的法國人甚至認為“個人的專制似乎是難以忍受的，而集體的專制則可以接受，儘管它導致的後果一般來說要嚴重得多。”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87。早在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時，柏克就指出，法國這種自稱的“純粹民主制”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64頁。

另一方面，民主的暴政又容易導致個人的暴政。修昔底德曾經指出雅典的真相：“雖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實際上權力是掌握在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手中。”［古羅馬］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5頁。法國大革命亦不幸地落入這一命運。當羅伯斯庇爾真誠地呼喊“我就是人民！”時，對權力的自信終於使這位“不可腐蝕者”落入了“朕即國家”的窠臼。當那些因為人民對他們鼓過掌的人，反過來以是否對他們

鼓掌來判定他人是不是人民時，人民作為一個目的就再也不存在了，人民被當作個人野心的手段，成為掩蓋罪行的遮羞布，招搖撞騙的護身符。

馬斯洛憑直覺發現，那些追求權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壞人，但權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壞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往好處變”。A。H。馬斯洛：《權力主義的性格結構》，載《洞察未來—A。H。馬斯洛未發表過的文章》，［美］愛德華·霍夫曼編，許金聲譯，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勒龐亦持此觀點，他指出，“任何一個階級——不管是貴族、教士、軍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權在握，它很快就會奴役其他人”。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25。

正是因為純粹的民主制使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大權獨攬，因此，純粹的民主製為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