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徹底根除，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們啟用。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7。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11）

解鈴還需繫鈴人。由歷史產生的，也需要由歷史來解決。傳統的建立絕非一日之功，其演進亦非一蹴而就。從這個意義上，勒龐極端地反對革命，甚至反對任何改革。他指出：

對改革的狂熱，尤其是對透過法令突然地強加改革的狂熱，是雅各賓精神中最具危害性的思想之一，也是法國大革命留下的最可怕的遺產之一。它構成了上一個世紀法國接二連三地發生政治劇變的主要原因之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1。

勒龐認為，革命、或是那些“不亞於一次小規模的革命”的改革成為法國和其他歐洲民族“沒有進步多少”的原因。革命造成的破壞往往是極其嚴重的，熱衷於重大變革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有著“致命危險”。［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正因為如此，勒龐推崇漸進的改良，他認為：

富有成效的改革不是革命性的改革，而是那些點滴積累起來的漸進改良。偉大的社會變革，同巨大的地質變化一樣，是透過經年累月的積聚來實現的。德國最近40年的經濟發展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規律的正確性。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2。

勒龐指出，現代文化的養成過程就是舊的平衡被打破，各種要素在變化了的環境中重新組合從而形成新的平衡的過程。他指出：

整體的自我是由難以數計的小我構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積澱物。透過組合，這些要素達成了某種平衡，只要社會環境不發生變化，這一平衡就能持久地保持下去；一旦這種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譬如說突然爆發了動亂，那麼平衡就會被打破，那些分崩離析的要素將透過一種嶄新的組合而形成一種全新的人格。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77。

在勒龐看來，只有當一個民族的精神擁有某種程度的剛性時，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民族才有可能穩定地建立。然而，剛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它還應該具有某種程度的柔性。就一個民族的文化來講，“沒有剛性，先輩的精神就無法繼承；而沒有柔性，則先輩的精神就不能適應由於文明的進步所帶來的環境的變化。”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1。然而，剛性與柔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過猶不及。勒龐指出：

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如果過於柔韌，就會導致革命的不斷髮生；而民族精神如果過於僵化，則會導致這一精神走向沒落。同人類一樣，普通物種也遵循這一規律，如果固守原來的形態，無法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就要滅亡，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61…62。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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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傳統文化的創新，勒龐持一種“中庸”的態度，以剛柔相濟為最高追求。勒龐認為，只有古代的羅馬和當代的英國成為文化創新的完美典型，這兩個國家能夠在剛性與柔性這一對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間達到一種恰當的平衡。他盛讚英國革命：

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並且還把一位國王送上了斷頭臺，但仍可稱得上是一個穩定的國家。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民族精神既穩固得足以守成傳統，取其精華；又柔韌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逾規矩。英國人從來沒有像我們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建立一個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