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勒龐更是極力攻擊。他竭力反對那種超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地位和財產的平等”，認為這種渴求“與一切生物學和經濟學的法則相背離”，不平等是習慣的產物，是符合自然的，而平等則是自然法則的對立物。個人之間差距的拉大是文明進步的必然表現，只有法律與制度還在試圖討好那些不合時宜的習慣，傾向於拉近個人之間的差距。

然而，勒龐認為，這些混亂的理論根本不是革命想要達到的目的，大眾真正的目的則是要擺脫紀律的約束：

在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自由、平等、博愛之類的格言確實表達了人們的真實希望和信念；但是，隨著革命的發展，嫉妒、貪婪以及對優越者的仇恨到處氾濫，而這些格言則很快地成了人們為此進行辯護的合法藉口，淪為這些邪惡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口號的背後，大眾要擺脫紀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動機。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6。

2。憲政的缺失

那麼，大革命的前途何在呢？在勒龐那裡，大革命的前途並不遙遠，英國的憲政體制就是他們的模範。他指出：

更為理智的人們在尋求楷模和榜樣時，並沒有追溯得那麼遠，他們僅僅打算採用英國的憲政體制，這種體制正是孟德斯鳩和伏爾泰所大加讚賞的，事實證明，最終仿效這一體制的國家沒有一個出現暴力危機。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8。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勒龐並不是一般地反對民主，他心目中的理想民主制度正是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在這樣的國家裡，寬容、平等、個人努力、對能力的肯定等等構成了勒龐的民主圖景。他指出：

在談到真正的民主國家時，我們實際上僅僅是指英國和美國。在那裡，民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它們都遵循著相同的原則——尤其是對各種不同觀點的完全的寬容；在那裡，宗教迫害是聞所未聞的；在各種職業中，真正的優越性很容易顯示出來，只要具備必要的能力，任何人無需論資排輩就可以得到某個職位。在這兩個國家中，沒有什麼能夠對個人的努力構成障礙。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315。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17）

實際上，民主革命解決了一個權力由誰行使的問題；而憲政革命則解決權力的範圍的問題，這兩個革命是銜接的。在民主革命之後，還存在一個民主制度化的過程，即以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為目標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民主的要素同民主制度化的要素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的博弈過程。

反觀法國大革命的制憲史，我們發現，這種“一報還一報”（TitforTat）的博弈模式陷入的是一個惡性迴圈的怪圈：民主制度化程序的結果違背了民主，而它不可避免地會遭到“民主”的背叛，違背“民主”的“憲政”反過來遭到“民主”的背叛。這種惡性迴圈的結果就是一個接一個的憲法出臺。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指出：“法國最近五十年來；接二連三發生暴力革命，形形色色的憲法——從激進民主主義到赤裸裸的專制主義，各式各樣的法律，實行很短一個時期以後，就被拋到一邊，而為新的憲法和法律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582頁。∞米∞花∞在∞線∞書∞庫∞&nbsp；http：//。。

這準確地描述了法國革命的歷史。法國大革命期間，先後制訂了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1799年憲法等憲法，其變化之頻繁令人目不暇接。從1789年到1870年間，法國制定過八部憲法，平均7年左右就有一部新憲法。法國成了憲法的試驗場，有的憲法甚至未經實施就被拋棄，這在任何其他民族的歷史上是找不到的。

在法國大革命中，將革命信仰制訂為原則的衝動支撐著革命者的事業。人們相信，一旦這一信仰被制訂為憲法，一切都迎刃而解。勒龐指出，“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各種議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制定、推翻或重修憲法。當時的理論家與今天的理論家一樣，賦予了憲法改造社會的權力……”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