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原是一個短暫的愛國運動，熱烈的，自發的，純潔的，很快就過去了。可是年輕的學生們經此刺激震動而突然覺醒了。”“五四”之後，運動中建立起來的學生會開始向學校要求自治的權利，選舉評議會過問學校事務。梁實秋在清華的最後幾年一直擔任評議員。他對這種經歷的感想居然是：“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羅忠詒，不知什麼人傳出了訊息說他吸食鴉片煙，於是喧嚷開來，輿論譁然，嚇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透過。”對此梁實秋感嘆道：“罷課曾經是贏得偉大勝利的手段，到後來成了惹人厭惡的荒唐行為。”

梁實秋對五四運動總的評價是：“五四往好處一變而為新文化運動，往壞處一變而為鬧風潮。”他對鬧風潮的反感自不必說，即便他肯定的新文化運動引發的“求知的狂熱”，梁實秋在日後回憶起時也不無微辭：“因為探求新知過於熱心，對於學校的正常的功課反倒輕視疏忽了”，“追逐時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屆，這是五四以後一窩蜂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如花團錦簇，實際上不能免於淺薄幼稚”。梁實秋的口氣，倒好像他只是五四運動的一個觀眾，而並非身處其中的熱血青年。

拿飯來換學問！

湖北有三峽，有黃鶴樓，有赤壁。可是湖北出的大文人似乎不多。我沒有翻查《歷代文學家大辭典》，但這應該是事實。清末的一天，陳獨秀在東京訪章太炎，就提到這個問題。陳是安徽人，章是浙江人，這兩省，不用說，近代出的大人物加上腳指頭都數不完。可是它們的鄰省湖北———那會兒還沒有“武昌首義”，誰知道黎元洪黎菩薩？何況談的是大文人。

不料紙壁那邊有一個聲音咆哮起來：“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沒出什麼人，未必就不是我！”

說話的，是湖北蘄春人，章太炎的大弟子，黃侃黃季剛。

古文字研究到現在，一共有兩大宗，一是“羅王學派”，羅振玉、王國維，一是“章黃學派”，章太炎、黃侃。黃侃和他老師一樣，早年是革命家，民國後才廢政從學。今日碩儒，當年遊俠，正是那代學者的獨有風神。

章太炎是“章瘋子”，黃侃呢，也是個“妙不可醬油”的人。

他進北大，比蔡元培還早。蔡元培長北大後，章門弟子很是得意，什麼三沈二馬，周氏兄弟，朱希祖，錢玄同。可是黃侃跟他們都不同調。他看不慣北大聘吳梅來教戲曲，認為簡直是丟北大臉，他更看不慣新派教師（主要是他的同門）圍著蔡校長轉，罵他們“曲學阿世”———這就給了蔡元培一個外號，叫“世”。當然，他最看不慣胡適之的提倡白話。胡適說白話文“痛快”，他就說“喝醉了酒被刀子砍頭最痛快”。

他看得慣誰呢？劉師培，這個先出賣革命派，又參與籌安會擁袁的“民國罪人”。劉氏三代治經，可是就快沒了傳人。為了讓劉氏經學能傳下去，黃侃毅然跪下磕頭，正式拜比自己只大一歲的劉師培為師。“士大夫恥相師”是自韓愈寫《師說》時就有的風氣。大家都是北大教授，黃侃這個頭，磕得古往今來多少人汗顏！

黃侃在風氣一新的北京畢竟待不慣。五四運動後，他就南下到了保守派大本營南京。在中央大學的黃侃，不那麼受到關注，可是他的學問傳了下來。最好玩的一件事，是他上課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說：“學校給我的薪水，只夠講到這裡，你們要聽下去，得另外請我吃飯。”這頓飯學生請沒請，於史無徵。有人說這是黃侃師德上的瑕疵，我倒覺得，季剛先生這樣說，是因為知識有它自己的尊嚴。反過來看，黃侃磕頭拜師得來的學問，為什麼就不值一頓飯？

季剛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們拿飯去換一頓學問的老師太少。

我為什麼熱愛魯迅

魯迅的偉大是公認的。從前的定評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現在頭一項不大提起了，而對末一項，則是連他的敵人如陳西瀅等都不得不服膺的。郭沫若稱魯迅與其弟周作人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一對顛撲不破的重鎮”，而在汪曾祺看來，中國現代至今的散文無非是兩條路：魯迅的奇崛和周作人的沖淡。說文學家的魯迅是自中國有白話文學以來數一數二者，大約不會有太多的異議。

對魯迅的詬病主要來自他不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