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的老文化就這樣與他們完全絕緣了。

每天這些塔斯馬尼亞人走進小教堂，聽喬治·羅賓遜講道，對於最後這一個階段的文化史，我們倒有一段洋涇濱式英語的記載：“一個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昇天……壞土人死了，下地獄，壞人的靈魂，火媳滅。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義問答中反覆重述著這容易理解的資訊：

不久以後上帝將怎樣處置這個世界？

燒燬它！

你喜歡魔鬼嗎？

不！

上帝為什麼創造我們？

他有自己的打算……

塔斯馬尼亞土人受不了這種靈魂的冶煉和熬煎，他們變得憂鬱陰沉而毫無生氣，不再生兒育女，許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殘存者被遷移到塔斯馬尼亞本土上一個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他們中的最後一個男子，即歐洲人稱之為畢立王的人，於1869年死去，剩下的幾個老婦幾年後也相繼去世，人們帶著強烈的好奇心——也許略帶幾分尊敬——觀賞他們。在這同時，喬治·羅賓遜自己卻生養了一大家人，他一生的目的在於挽救塔斯馬尼亞人免於滅絕，他心安理得地以更為文明的宗教馴服取代了殘酷的殺戮，只不過按照無意中支配著他的嚴格的生物學的運算體系，他總算沒有失敗。

人類學和歷史學雖然越來越豐富和成熟，但它們仍舊支援馬克斯·韋伯的結論。即較原始的宗教完全為了世俗的好處，例如長壽、豐收、免災和克敵，而求助於超自然的力量，在較高階的宗教進化過程中，某種文化上的達爾文主義也在教派競爭中起著作用，能夠吸引信徒的教派日益壯大，不能號召教徒的教派則逐漸消滅。結果是：宗教也和人類的其他機構一樣，總是朝著提高參與者福祉的方向進化，這種使整個群體受益的人口統計學上的利益，部分是源於利他主義，部分源於剝削別人，即有些人靠犧牲別人而獲利，或者，這種利益也可表現為使所有成員總的來說具備一種更高的適應性，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最終產生的差異，也就表現為相對暴虐壓制的宗教和相對仁慈溫和的宗教，所有的宗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壓制型的，特別是當它們由酋長或國家推行的時候，高斯定律是一條生態學原起，它聲稱，種屬之間最大的競爭常常發生在它們的需要完全相同的時候，同樣，有一種形式的利他主義是宗教很少表現的，那就是對其他宗教的容忍精神，當社會與社會之間發生衝突時，宗教與宗教之間的敵對值緒也就加強，因為對於戰爭和經濟剝削的目的來說，宗教是大有用場的，宗教在征服者手中變成了刀劍，在被征服者手中，宗教則是盾牌。

宗教構成對人類社會生物學的最大挑戰，而它對進步所提供的最令人振奮的機會，的確是一個新開闢的理論性學科園地，如果說人類的心靈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受康德絕對命令的指使，那麼，這種絕對命令很可能在宗教情操裡找到，而不是在理性的思維裡找到，即使宗教過程有一個唯物主義基礎，並且處於常規科學的範圍之內，由於下列兩方面的原因，對它也難於作出滿意的解釋。

首先，宗教是人類行為的一個主要範疇，它無疑是人類這個種屬所特有的，從人口生物學和在低階動物實驗研究中所引申出來的行為進化原則，不太可能直接運用到宗教上面來。

其次，宗教的主要學習規則以及它們最後的、原始的動力，很可能不被意識思維所理解，因為宗教首先是這樣一種過程，透過它個體被說服，把他們目前直接的自我利益從屬於群體的利益，信徒理當為了長遠的遺傳學利益，作出某些短暫的生理上的犧牲，巫師及祭司的自我騙術，使他們的法事表演更為完善，也提高了這種騙術對信徒的作用，在荒唐愚蠢的法事中，號角聲卻是煞有介事的，決策都是自動和迅速作出的，沒有理性思考的位置，因為理性思考能使人逐一計算出他們的一切遺傳適應性，從而明確對每種行動最佳程度的順從和熱心，人總是要求用簡單的規則來解決複雜的問題，同時傾向於抵制剖析他們日常生活的無意識秩序和決心的任何嘗試，這個原則由歐內斯特·瓊斯用精神分析理論作了如下的表述：“當任何人認為一個特定的（心理）過程是如此一目瞭然，以至不容許對它的根源進行探討，並且進而抵制這種探討的時候，我們就有理由懷疑，真實的根源是他不能理解的——而這種不能理解幾乎可以肯定地歸因於真實根源的不可接受性。”

宗教信仰的深刻結構，可以透過檢視在三個相鄰層次的自然選擇來加以探索，表層的選擇是教會的選擇：宗教儀式和規矩都是宗教領袖們考慮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