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喜歡的例子是一種非洲白蟻，它們中間的戰鬥蟻簡直就是一顆顆爬行的炸彈，一對很大的腺體從頭部幾乎貫穿全身，在攻擊螞蟻和其他敵害時，它們從口裡噴出的一種黃色腺體分泌液，在空氣中很快凝結，常常把保衛者自身和入侵者粘在一起而同歸於盡，腺液的噴射看來是由於白蟻腹壁的猛烈收縮，有時，劇烈的收縮使肚腹和腺體破裂，這種防衛性的腺液就四處噴濺。

人和昆蟲都能夠作出高貴的犧牲，這並不是說人的精神和蟲子的“精神”（如果有的話）有著同樣的活動，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這種自我獻身衝動不必解釋為是神聖的或超驗的，我們有理由去尋找更為常規的生物學解釋，但這種解釋立即會引出一根本性的問題：陣亡的英雄出不及生育後代，假如自我獻身導致越來越少的後代，那麼，創造出英雄的那種遺傳基因可能逐漸在群體中減少直至消失，對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狹隘解釋就可能導致這種預見：由於以自私的基因為主的人數必然壓倒有利他主義基因的人數，許多代人之後，自私的基因會普及群體，使群體利他主義反應的能力從此下降。

那麼，利他主義又是怎樣得似延續下去的呢？對社會性昆蟲來說，事情是很簡單的：自然選擇已經擴大到把親族這樣包括在其中的程度，自我犧牲的白蟻鬥士保護了同類，包括蟻王和蟻后，即它們的父母，這使得鬥士們的更有生育力的兄弟姊妹得以繁衍，生出更多的“侄兒侄女”來繼承利他主義基因。

那麼，我們自然要問：人的利他主義能力也是透過親族選擇而得以進化的嗎？換句話說，在少數人可以昇華成有自我犧牲行為的、併為我們大多數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種激情，是否最終源於千百代人以來由親屬關係植根在我們身上的遺傳單位？整個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直接的家庭及其近親的網路是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單位，這一事實多少能證實上述臆斷。如此引人注目的家族連貫性，以及智力高度發展帶來的細微的親族分類，可能解釋為什麼親族選擇在人類中比在猴類和其他哺乳動物中更為有力。

許多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也許會對此表示異議，考慮到這一點，我要首先暫且承認，利他行為的形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決定的，人類的社會進化顯然主要是文化的進化而非遺傳的進化，問題在於，人內心深處的激情，在所有的社會中都有強烈表現，我們認為這種感情正是透過基因而得以演變發展的，因而，儘管社會生物學假說不能解釋各種社會之間為什麼存在差異，但卻能解釋人為什麼與別的吃乳類不同，為什麼在某一個狹窄的方面，人更類似社會性昆蟲。

人的利他主義的多數表現，說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這就使關於人的利他主義的進化理論變得極為複雜，在持久的利他表現形式中，沒有哪一種是一望而知屬於完全自我毀滅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捨命時都期待引人注目的報答，其中也包括相信個人的永生不朽，當遊人宣佈自己歡樂地迎接死亡時，他們實際指的並不是死去，而是羽化登仙或入涅盤之境。照葉芝的說法，詩人們是轉向了永恆，在約翰·班揚的《無路歷程》的結尾處，我們讀到衛真先生臨終前的情形：

然後，衛真先生說：“我就要去會見先我而去的父輩們了。雖然我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達這裡，我卻一點也不後悔。我的這把劍，將贈與那個繼我之後完成我的天路旅程的人，我的勇氣和智慧也將留給那個有能力接受它們的人。我只帶著累累傷痕而去，作為我已經為天父英勇奮鬥的見證，他將因此而給我以酬報。”

“衛真”先生臨終前說的一句話是：“墳墓，你的勝利何在？”隨即死去，他的朋友們聽到另外那邊有號角聲為他奏起。

人的憐憫心也是有選擇性的，常常最終是自利的。印度教鼓勵多方照顧自身和親近的親屬，但並不提倡對無親屬關係者尤其是低層賤民表示憐憫和同情。尼班佛教的一箇中心目的是透過利他的善行來儲存自身，篤信者作好事，用德行來抵銷惡行，就是為了向更美好的個人生活的希望邁進一步，儘管佛教和基督教國家都大力提倡廣施仁義，它們還是照樣隨意進行侵略戰爭，並以宗教的名義為自己的行為作辯護。

憐憫心是靈活而可伸可屈的，極能順應和適應政治現實，即是說，它完全與個人的最高利益，與家庭和當時盟友的需要一致，巴勒斯坦難民得到全世界同情，並從阿拉伯國家的激憤中大大得到好處，但少有人提起被侯賽因國王殺害的阿拉伯人，或那些居住在阿拉伯國家中的難民，他們公民權少得可憐，物質條件極差，還比不上約旦河西岸的難民。當孟加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