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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無辦法。當然,人們都理解,孔乙己之不對是出於不得己,而他所犯錯誤,也還是一個讀書人所犯的,與盜劫搶奪圖財害命霸道於人畢竟不同。如果魯迅寫孔乙己最後竟成了這樣的大盜,那孔乙己這個人物形像就全然不同,能否引起讀者喜愛和同情,就難說了。但孔乙己的不好表現,雖然有違孔門教誨,在老根兒上,卻與孔門仍有點聯絡,就是那個“君子不器”,諸如不願做雜事、小事,做這些事無恆心,再進一步,什麼好喝懶做,散漫無能,也由此而生,終於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真是“一切壞事都從不勞動開始”。

話題還是回到《論語》,前人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如今我們從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正反兩面,可都與《論語》有關,這樣“治”出來的人,也許有過些不錯的,但到孔乙己這時,看來是大有問題了。以後是否還要照著《論語》來培養人,就打了問號。自古以來,人們好像就知道這一點,知道不能單單依靠儒家,所以才產生了其他各家,以至於百家爭鳴。設想孔乙己如果生在以法家理論為指導的秦國,他就可能是秦兵馬俑裡的一個戰士或將軍,立下不小的功勞。中國人本來就認為人是女媧用泥做的,就看你將這泥巴怎麼調、怎麼捏、怎麼“治”。我們的媒體其實每天都在做這事,有人是自覺的,有人是不自覺的。

永遠不錯的孔子

眾所周知,孔子講仁義。當我們說某人仁義,就是說某人厚道、忠貞、慈愛、仗義,等等。孔子對“仁”的一個解釋就是“愛人”,就是“不念舊惡”、“犯而不校”、“己所不欲,忽施於人”,真是“溫良恭儉讓”,一副寬厚到無能的樣子。難怪孔子的學生評論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朱熹解釋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就是盡力為別人效勞,能理解和包容別人的可惡。

當然,若結合歷史深說“仁”,內容會複雜得多,涉及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還涉及“王道”與“霸道”等等,但我們姑且留步在它的抽象的層面。我們細讀孔子,發覺,即使如此,“仁”亦並不僅有這樣溫良的一面。可以肯定地認為,孔子之“仁”是有剛有勇的。

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說,仁者之作為仁者,有其兩面,除了能對人好,也能對人惡。孔子還說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可見,他認為,即使一個最普通的人,也不應當窩窩囊囊的,而應有自己的尊嚴。

對於這一層含義,孔子講過不止一回,但許多研究者卻視而不見,總想一味地把孔子理解成一個無原則的老好人,把孔學解釋成迂腐的哲學,這是很欠缺的,歷史上極端的例子,就是魯迅指出的“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另一句是“明曾以黨獄替滿精箝口”)。道學就是宋代的儒學、孔教,竟能將事情弄到這種程度,造成那樣可怕的後果,也可以說是孔學不堪回首的歷史了。聞一多具有與魯迅同樣的見解,他說,自宋儒以來,“神州俗尚,為之一變,尚知足而絕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險,主退讓而斥進取,謬種傳流,天下事乃盡壤於冥冥之中。千年以來,了無進步,而退化之徵,不一而足。……鄉里諡為善人,廟堂進為耆德者,曾無雄奇進取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宋明之喪,皆吾輩之毒炎致之耳。”

我們再舉出孔子的幾句名言,來說明孔子本是有剛有勇的。孔子說,“惡不仁者,其為仁矣”,還說過“仁者必有勇”,更說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樣的名言。透過這些字裡行間,一個大義凜然、勇不可擋的孔子就站在了我們面前。仁剛義勇精神,在中華民族的脊樑骨裡,應當有它的崇高地位,而這,顯然地,與孔子的這些教誨,有很大關係,因為不管孔子之“仁勇”的具體歷史內容是什麼,至少從宋的程子起,我們有了一種“抽象繼承”的方法,只要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與時俱進地理解,孔子的話就會顯得不錯,所以孔子是永久的。

我們不能想象,一個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獨尊”地位的學說,怎麼可能僅僅是一味寬厚到迂腐以至無能的哲學?至於怎樣把先哲的有益的思想精神傳承下來,比如,“抽象繼承法”可成一說,“一分為二法”也能管用。反正,“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要承繼這份珍貴的遺產。”比如,孔子“仁者必有勇”這句話,就給出了一種必然性的邏輯和語言的框架,只要我們賦予這個“仁”字以正確的時代內容,即可獲得時代所需的剛勇精神。

有趣的是,“迂腐”一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來形容截然相反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