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父親

我的父親“吳承李”，道名“吳教龍”。

小時候我的環境就讓我知道，我有一個尷尬的、也使我們尷尬的父親。別人的父親可以是幹部、醫生、教師，也可以是工人、店員、農民，那都說明著他的父親從事著一份正常的乃至是堂皇的社會職業。然而我的父親，我從小就知道：他是道士。一般說，道教是中國漢民族固有的宗教，而聞一多的研究認為，雖然道教創自東漢，奉老子為鼻祖，其來卻在遠古。小時候我確曾在家中見到毛筆抄寫的線裝書《老子》，但到我能讀懂一點時，除了佩服老子的辯證思維，受其“無為，不爭”思想的影響，對於其退縮、陰柔，覺得要修成那能耐，是不容易的。魯迅認為，中國歷史的昏亂，儒道都要負一份責任。坦白地說，我從未見過我的父親看這本道教經典，而我的家中，這是唯一的一本書，是我的全部的“家學”。然而，道士，終於在社會的進步的眼光中，成為一件難以理解的，以至於不光彩的的事情，在舊小說中，每每還是一種作惡的人，只不過，生活中我所見的，都是窮苦老實的平民。

我上學時填寫《登記表》，在“家庭成份”一欄裡，會無師自通地寫上“城市貧民”。這既迴避了父親過去的職業，又把家庭出身加以了模糊化，雖然“貧民”是實，卻也該算是我的一個小聰明吧，人是趨利避害、趨光避暗的。

“城市貧民”這四個字卻也表達出了我的父親作為一家之長的這個家庭的實際情況。我的家裡誠然是貧困的：解放前靠父親做這沒落的職業不能養家餬口，另一方面就靠母親做些小買賣，我的二姐十六歲時就死在這個貧困裡。解放後，我的母親由她的親戚拉扯到上海做工友，自己節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錢讓家中六口人度日，父親一直沒有工作。但後來當過一回街道居委會副主任，大約有微薄的補貼；也可能，他的過於窮困，正是動員他出來做點事的原因吧。

父親竟然能當上居委會副主任，似乎多少可以遮蔽他以前職業的古怪而灰暗的顏色，也減小了我們在填寫《登記表》時內心的那種不為人知的尷尬與掙扎，這總算是好事。

我的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但他沒有絲毫的陰沉，也並不沉思，他只是平凡、平常而已。他的精神狀態本色地總是一個普通的生活著的平民。他不仰仗，不哀告，不幻想，老老實實，心安理得，無卑無亢地過著。他對生活有時也許有一點藝術的靜觀，因為他眼神安祥，時有笑意在他的眼中。父親一輩子不曾有什麼話跟我說，這移之於我的弟兄姐妹大約也一樣。父親生時，對此我是覺得極平常極正常的，但父親歿後，這卻讓我時時回味，我懷疑父親是否真有一點“無為”的意思，而成了他的性情？然而，我的父親未必真的具有這樣的高明，他多半正如魯迅所形容的，“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應當說，我的父親不會超越了這平凡。

記得我讀小學時，那成績本子就叫《成績簿》，是每星期要拿回家讓家長蓋章的。我的父親的木刻私章就在桌上的一個老地方，我回去後自己拿了那章就蓋了。父親是從不看我的《成績簿》的。這在我，並沒有理解為父親的不負責，而好像倒成了一種默契，就是說，父親是知道我、相信我的。父親的這一態度推而廣之，從小對我別的方面也不管。所以我從小野玩，並且帶著我的弟弟游水、釣魚、下鄉捉“蠻咋”（蟈蟈），哪裡都敢去。有一回我跟對門的女孩淘氣，翻牆頭進去拿西瓜皮套在她頭上，然後溜之大吉，不敢回家，竟在空無一人的菜市場案板上睡了一夜。後來我的父親對我不曾有一句責備，他只是服侍忐忑回到家中的我好好吃了飯。父親的這一態度使我內心自愧而自責，並且我知道我的胡鬧是出格的了。然而，我記憶中的父親確實並無特別之處，他大約只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我從未見他有什麼不平與感慨，也說不上“逆來順受”，他真正是一個“隨遇而安”的普通街民。

父親對於他過去的道士職業，看來既無羞愧，也無自豪。我從來沒有聽他說起過他自己和他的職業。他那職業裡包含的一些有價值的技藝，他本人所會多種樂器，他也從沒有半點要傳授給我們的意思。小時的我見過他在家中試笛子、試嗩吶、試三絃，奏出簡短的悅耳的樂句，那種嫻熟該算是行家裡手，但這樣的情況不多，在家裡從沒見他整調整曲的演奏過。大約，在他看來，那一切與我們無關，他們憑那個養家餬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怎能再往下傳？我們，自然應當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