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無為”。老子大概是覺得，天下之事，如果放任百姓自為，那就上下相安，各得其所了。如果政府動輒橫加干涉，大興土木，結果當然是勞民傷財，“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就是“有為政治”的惡果。實際上，亂世之君難免暴政馭民。老子身逢亂世，深知苛政病民的政策不外乎厚斂、重刑、黷武三種，“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這是賦稅過重所造成的社會貧富兩極的現實；而嚴刑重罰最後總會帶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反抗；尤其是諸侯爭霸，窮兵黷武就會有“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過後，必有凶年”。

在老子看來，儒家那套仁義忠孝之德和禮樂制度之文總是於事無補，“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仁義禮節違背了自然的根本，以此救亂就是揚湯止沸。想要除去苛政暴君，只有“鎮之以無名之補”，所以老子也引用先賢的語錄，“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

“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此語最能呈現清簡政治的意境，而無為之治恐怕還不僅僅只是如此，因為政治的無為和有為都取決於君主及其政府管理，而政府又是聽命於君主的，所以君主的個人私心是亂政的主因，所以老子認為，君主如果能減少一點個人的私心，那就少了苛稅役民之政，政治清靜，“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天下也就太平了。雖然人類都有貪多進取之心，但老子又認為，貪婪詐偽的行徑，往往又都是因為人類智慧而引起的，所以君主想要實施自行無為之治，就必須“常使民無知欲”，“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這是君主的寡慾之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這是君主馭民的棄智之說。然而，老子又強調，“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提倡最低限度的生活，摒棄人類文明的享受，如此的“無為”之治又實在是矯枉過正了。

有學者認為，老子的無為之治，其實與歐洲近代以來放任的自由主義頗為類似，而又與無政府主義有所區別。老子的治國之道最高原則是“無為而無不為”，政治上的無為並非就是譭棄君臣之制，回到像禽獸一樣無所羈絆的時代，而是合乎老子理想標準的社會，這就是無為之治。――無論是儒家主張的仁義之政還是法家的刑名之政都是“有為”之治。有為之治往往容易導致暴君苛政而使王朝覆亡，而老子心中的理想政治組織是“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將老子的治國理想與晚周政治相比就可以發現，時代的遷移已與老子當時的想法格格不入，儘管有傳說認為老子活了幾百年，是春秋戰國時代的見證者。諸侯列國之間或侵掠或會盟，所謂的周室名存實亡；普天之下，齊國、晉國等春秋五霸角逐之勢已成現實。老子所攻擊的恐怕不僅僅是戰國以後的君主一統專制，即使春秋以前的封建天下或許也在其中。就像蕭公權先生說的那樣，他反對的是西周以後的一切政府管理制度，而他所描述的政治圖景大概是原初部落組織模式，譬如殷初或者殷前，小國寡民如此，讓人莫衷其是。

三、老莊：清靜無為之治（3）

自由非平等

濡弱謙下之道可以說是老子為儲存自己而採取的自存之術，而其無為之道則是力主君主政治清明，使社會返璞歸真，清靜自然。當然，老子的思想恐怕只有到他自己的烏托邦裡去尋找了。人類沉浮於世，憂患一生，弱肉強食已成社會的迴圈規律，如果閉目塞聽，那就是鴕鳥策略，根本無濟於事。莊子因此破除了老子個人高蹈遠世以求自保以及奢望社會制度清簡的拘執之見，以齊物外生之說闡發了人生的最高境界――逍遙。

莊子認為，萬物皆生於無形之道，而道存於天地萬物，物我之間渾然為一，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而其“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既然沒有貴賤之分，所以物我無別。莊子以夢蝶調侃自己“不知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