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既然莊子認為可以企及物我兩忘之境，則可“藏天下於天下”，甚至“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所以可以泯滅古今之侷限，貫通生與死之間的距離――莊子哲學教人以此獲得安樂通達之境，固然無法解釋，但這種意念縹緲至極，根本不可能有準確的解釋，所謂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既可以順應自然，又不喪失自我性情；既要確保自己性情自適，又要拋棄一切政治裁抑制度，無視社會禮教習俗。如此而言，即使可以做到逍遙境界，但估計也逍遙得並不怎麼踏實。

儒家標榜以仁義為本門思想的主旨，而莊子則將“為我”之說推崇到了極致。所謂“不為物役，我不幹人”，而且“自適其適，人勿幹我”。蕭公權先生認為這“人我無干”就是無治理想和寬容政術的體現，與楊朱的“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幾乎類似。莊子在其《秋水篇》中借一則寓言說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吾將曳尾於塗中”，大概是覺得，如果人人都不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那麼就不會有治理國家的身外之累了，無論君主還是朝臣，其管治的所謂功績也就不那麼昭彰了，所謂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即使仍有君臣之分，實則也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