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幫”的毒害，而思想受毒，遠在叛徒江青拉攏我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四人幫”鼓吹的一套反動文藝理論，我在思想上接受了，並在創作上實踐了，在言論中大量傳播了。那幾年，我在各種場合、許多文章裡說過不少錯誤的話、過頭的話、無知的話。我毒害了青年業餘作者和讀者，傷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黨的事業。我一想到這裡，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當我第一次接觸林彪同江青炮製的《紀要》時，並不理解。因其屬於中央檔案，是上邊批發下來的，對“文藝黑線專政”這句話，在理論上並沒有懷疑。我1964年10月一搞專業創作，就是“文藝整風”，貫徹毛主席對文學藝術的兩次批示，我覺得那批評是嚴厲的，文藝界的問題是嚴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接觸到實際問題，眼看著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從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選為市文聯“文革”負責人以後，跟同志們一起，對大多數作家和幹部採取了保護態度。後來由於劉少奇1、林彪、“四人幫”的干擾，我和一些同志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強制自己承認錯誤，承認保護了“黑線”、壓制了向“文藝黑線造反”的革命群眾。不久，文聯被“砸爛”，我和全體同志被當作“黑店”的夥計趕出大院，接著捱整，肅“黑線”的流毒，最後灰溜溜地下放勞動。這一切，留給我精神上的創傷是深刻的，對我的思想影響是嚴重的。重新回到寫作崗位以後，正趕上“四人幫”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瘋狂時期，報刊上連篇累牘地批“文藝黑線”，今個反“復辟”，明個反“回潮”，“四人幫”製造起來的這股子“文藝黑線”的旋風，時時處處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線專政論”的理論和他們對付所謂“文藝黑線”的殘酷現實，就互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界“一團漆黑”這樣一個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藝戰線像其他各條戰線一樣，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的。事實上，被《講話》哺育起來的一大批老作家，從戰火紛飛中磨鍊過來，具有高度的政治熱情、豐富的生活積累、純熟的藝術修養。建國後，他們深入社會主義火熱的鬥爭生活，寫出大量受工農兵歡迎的優秀作品，這是鐵的事實。對這些作家和作品，我沒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沒有具體地參加過“四人幫”的任何砍伐活動。但是，已經被林彪、“四人幫”那股邪風吹糊塗的我，不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當“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幫”的喉舌邊，喊叫“十七年被一條文藝黑線專了政”的口號。尤其嚴重的是，把業餘創作的活躍，看成是所謂“文藝革命”的成果。我把“幫氣”十足的文學作品、電影、會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說成是“文藝春天的來臨”，替“四人幫”粉飾了悲慘的現實，麻痺了廣大群眾。這是我的又一嚴重錯誤。特別是北京市的業餘文學青年，他們信賴我，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正確的幫助，我在主觀上也想熱心地給他們一些幫助，可是中了“四人幫”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當作糖灌輸給他們。他們的健康成長受到妨礙，我要負很大的責任，我對不起他們。

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7）

我在“四人幫”那個“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旋風裡迷失了方向，承認了十七年文藝界是“黑”的，我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也就處於極端矛盾的狀態。十七年是“黑線專政”，那麼我這個十七年中成長起來的文學工作者，又如何解釋呢？我覺得自己不是“黑線人物”，我當時是不受重視的、是被“黑線”壓制的。我把自己初學寫作時，一些作品沒有被髮表，牽強地說成是被“黑線”壓制；把沒讓我參加文代會說成是不受“黑線”重視；甚至把一些同志出於愛護而對我的批評和指教，也曲解為“黑線壓制”，這是極其荒唐的。我向這些被我傷害了的同志誠懇地承認錯誤。另一方面，因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藝黑線專政”的謬論，我就不能不承認自己這個從十七年走過來的人也中了所謂的“黑線流毒”，在一些場所，把自己過去接受的一些藝術上的問題，也作為“流毒”來清理。同時，用“四人幫”的藝術標準，特別是所謂革命樣板戲的創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務論”，以及寫矛盾衝突的一套謬論來衡量自己的舊作，就覺得有些東西不夠標準了。編選“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時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視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刪除。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