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也附和他罵江青，但是，這聲音對我的思想震動卻是很大的。彷彿這是個訊號，後來我在農村、軍隊，在一些文藝工作者和老同志那裡，經常聽到咒罵江青和張春橋的聲音。這些啟發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漸漸地看清了黨心、民心和軍心所向。我對江青開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間，關於江青的所謂“謠言”流行起來，使我進一步明確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頭。9月16日，我正在延慶縣山區農村體驗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電話，說江青讓我到大寨去，我17日趕到大寨，參加二十幾名文藝工作者的###。這是我第四次在小範圍場所見到江青，也是最後一次。

在大寨，我親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謂“謠言”，瘋子一般地罵人，逼《創業》作者給毛主席寫信承認“錯誤”，說那實際上是反攻的信，還說“寫了信別給我，直接送中央”。當時，我雖然對中央的鬥爭情況並不清楚，沒有識別出江青跟王、張、姚等人搞的是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路線，也沒看出江青有篡黨奪權的野心，更難以辨別正在被追查的“謠言”是真是假。但是經過幾次接觸，逐步地有了一些實際感受，我感到江青這個人的靈魂十分骯髒，作風很不正派，反覆無常。我對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滿到厭惡，聯想到7、8月間我所聽見的有關她的醜聞，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臺了。我不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誡自己，今後決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于會泳等人伴隨著的江青攔住，她問，你聽到什麼謠言沒有？我回答她說，沒有聽見。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趕緊說，不信您去調查，我一直在鄉下，那裡閉塞得很。吃飯的時候，江青正式給在場的文藝工作者佈置寫作任務：重寫《創業》、大改《山花》、新創作《井岡山》、《長征》和《四渡赤水》。她讓我跟一位導演合作搞《井岡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脫都推不掉。江青跟于會泳還分別三次宣佈紀律。江青佈置所謂創作的“任務”回去後對誰也不許講，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經過思想鬥爭，第二天終於向組織做了彙報，並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藝工作的書記表明不願意執行江青交給我的這個寫作任務。那位書記說，拖拖看。我就藏到軍隊寫小說。1976年春節臨時回京探親的時候，劉慶棠讓人通知我，春節後參加電影會議，責令《井岡山》等創作上馬。我為了逃避，又透過市委領導在初二躲進軍隊的三�一醫院，繼續偷偷寫小說。領導、周圍的同志，以及三�一醫院十三病室的醫務人員，不畏風險地支援我這一行動。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樣熱心積極地接受寫《井岡山》的任務，是因為四點：第一，我對江青這個人有了看法，過去認為她代表“黨”、代表毛主席的這種糊塗觀念已經破滅了；第二，我聽傳說《創業》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鄧小平同志轉給毛主席的。鄧小平同志支援了《海霞》，江青才打擊這部電影的編導，感覺到這裡另有鬥爭；第三，寫毛主席革命實踐的《井岡山》創作，為什麼保密，使我懷疑；第四，毛主席那個矛頭直對江青，關於《創業》的批示，給我壯了膽，開始覺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鬧下去，早晚得被批評。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勢，又使我糊塗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透過組織手段瘋狂地追查“謠言”，越來越得勢。江青所仇視的鄧小平同志反而成了“右傾翻案風”而遭到批判。我對真相不瞭解，又不想無根據地胡亂猜疑，心裡十分害怕。這時，我從個人安全出發，心想，如果得了勢的叛徒江青發現我對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給的任務的事情，知道我底細的渠道很多，難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須改變躲避她的策略，免於暴露、免於毀滅。因而，在###發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懷著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長沙，追上了2月9日就開始工作的“井岡山”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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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6）

這部作品因“四人幫”被粉碎沒有寫成出籠，在創作活動中我一直託病沒有執筆，但從思想本質上看，參加《井岡山》的寫作比寫《西沙兒女》的行動本身，錯誤更為嚴重。因為寫《西沙兒女》時，我對叛徒江青確實還沒有什麼認識，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寫《井岡山》時，我跟她有了接觸，有了一定認識，卻沒有捨得一身剮地鬥爭到底的勇氣，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寫作權利，怕影響兒女們的前途，怕株連朋友，等等，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的一個暴露。因此，我的教訓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幫”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