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很高興，我也很高興，很想去，脫不開身，請你們幾位代表我去慰問前線軍民。還說，你們回來，可以寫詩，寫報告文學，寫散文，我等著看。

江青派給我們這個任務，是蓄意破壞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戰略部署，是干擾軍隊，為她當“女皇”撈取資本；在我個人來說，是被陰謀家利用，是充當他們搞陰謀的工具。我卻糊塗地認為這是“黨”交給我們的“政治任務”，覺得很“光榮”。我是搞文學創作的，既沒有義務，也沒有資格去充當一個政治局委員的“代表”、幹送信和散發材料的角色，而我卻沒有抵制，沒有拒絕。可悲的是，我連抵制、拒絕的念頭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範圍場所見面，是從西沙回來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讓我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活動。當時在場的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還有“北影”、“樂團”和“八一”電影廠的十幾個人分頭做彙報。在這個會上，我親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佈了一個曾經受她重用的文藝界領導幹部的政治死刑，當場讓秘書取來那個幹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離比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見上邊寫著人名和號碼，心裡不由得一驚，暗想：這樣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準備著隨時打擊的材料，實在太可怕了。我還聯想到《歐陽海之歌》的作者曾經被她重視過，後來又被投進監獄的例項，我的那種“可以安心寫作”的幻想開始動搖了。我強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領導，不會隨便誣陷人的，自己往這方面想多了，倒會犯錯誤。我就這樣壓下了自己的波動。兩天以後，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個詩作者的電話，說他寫的“詩報告”不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發表。我十分緊張，因為我要寫的作品還沒有構思好。我唯恐落後，急忙追趕，拼命地寫了兩個星期，把《西沙兒女》全部起草出來了，同時列印，立即送江青審查。大約在三天以後，于會泳就給我打來電話，說：首長（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處理，我們保留批評權。江青不看稿子，還要“保留批評權”，使我的精神有些緊張，怕被抓了小辮子而挨棍子，於是在修改的時候，越發向“詩報告”靠攏，認為那樣保險係數會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這種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廬山勁松”，是受“詩報告”的“啟發”，很自然地因襲下來的。我當時甚至覺得用那張照片，比用一條語錄形象，自欺欺人地認為有主席題詩，不會錯。在修改定稿時，我又塞進了江青的一句黑話，即“把侵略者趕出去”。這是我經過思考、自覺地這樣做的。當時我在廣州石崗修改稿子，軍營裡放大喇叭，正播“詩報告”。當我聽到詩裡邊的那句話的時候，心裡一動，想起在文化部“創辦”討論修改“詩報告”的時候，于會泳曾說他專門找江青核對過那句話。那句話既然是江青及其親信所重視的，如果我在作品裡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碼會有所不悅。於是，我就在校樣中間找了個地方，把這句話填了進去。這樣一來，這句黑話，加上“廬山勁松”的照片，就構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叛徒江青是西沙自衛反擊戰勝利的精神指導者和鼓舞者，我給江青樹了碑、立了傳，這是在政治上犯的嚴重錯誤。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騙的階段，除了送黑信、寫《西沙兒女》被她利用以外，我還按照她在一份簡報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學參觀，寫了一首兒歌，我還自動地到過江青鼓吹的小靳莊參觀，寫了一篇散文。這些都直接地為這個陰謀家撈取了政治資本。這期間，當江青送材料給我或讓我看了電影《中國》以後，我給她寫過信，還向她彙報過《西沙兒女》的主題思想和寫作過程（到1974年秋天以後，再沒有給她寫過任何信）。這些信雖然沒有一封是“告狀”的，沒有一件反映別人別事的內容，卻有不少“感激”她、恭維她的話，這些反映了當時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對我的欺騙很嚴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藥當蜜糖吞吃的那種“得意”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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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5）

1975年是我對叛徒江青的醜惡面貌有所認識的開始。1月初，我在密雲縣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間，我跟縣委書記何奇珍同志下鄉回來，互相信任地談起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滿的現象。何奇珍同志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壓迫鳴不平，囑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當著我的面罵起江青，她算什麼東西，信口開河……她一個人就代表黨了？這是我頭一次聽到這樣正義的聲音。當時，我雖然只是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