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創作，我使勁地學習樣板戲的經驗，明明感到是框框，強硬著往裡鑽，我對長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長人物、被爭取團結的人物，抱著極小心的態度對待，儘可能少寫，怕犯“中間人物論”的錯誤。我在生活中獲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沒辦法加進“階級鬥爭”的線索，寧肯放棄，也不寫，怕蹈“無衝突論”的舊轍。我機械地強調創作為政治服務，不多談創作技巧，怕觸犯“為藝術而藝術”的禁條。我尤其把“四人幫”那個“根本任務論”當作自己認識上的一個“提高”。總之，我把林彪夥同江青炮製的《紀要》所否定的，都當成“錯的”、“舊的”，而把“四人幫”鼓吹的一套“樣板戲”經驗，都當成是“對的”、“新的”。所以我就聲稱跟“黑線”決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樣板戲為榜樣的創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否定了自己過去十七年曾經沿著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錮在林彪、“四人幫”的那一套“框裡”，表現在創作實踐上，必然鑄成了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