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坐載酒亭，我們怎樣去讀古詩》。

我欣喜於：“在宋朝/海落見山石，一個枯水季節/塵昏市樓”如此清新而娓娓道來的宋朝的一個山水的畫面，中國意境在古代和現代自如出入，一種方向、一種可能性、一種成熟的詩風把我情不自禁地引向那邊。從和張棗的接觸開始，我就一直關注怎樣在現代漢語中重現古典，但關節遲遲沒有打通。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直在醞釀、準備、期待……直到這首詩的出現才使我加速完成了一個方向的成功轉移，一首詩使我積於心中兩年的陰影顯出光明，多少天來，我沉浸在“轉移”的興奮裡，我終於集中充沛的精力向一塊詩歌的新墾地要求我的新詩篇。

一天上午，我在黃彥的宿舍隨意翻閱一本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學史》，其中有一段談論中國古代東漢時期有一些道士被稱之為望氣的人，其實是指望雲的人，他們透過登山望雲可以預卜兇吉，厲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幾百公里外將要發生什麼事變。雲層在望氣的人的眼裡變幻莫測，一會兒呈現獸形雲塊，一會兒成為皇宮雲塊……據記載當時有一望氣高人曾望到過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曾在布衣時被囚於一間牢房，他本想策動當時的皇上，去那裡沖走劉秀正在蘊集的帝王氣，但後又放棄此想法。就連範曾也在鴻門宴前夕登高，望過劉邦之氣並告知項羽：劉邦帝王之氣極盛，不可小看云云。但項羽卻充耳不聞，釀成後來的大禍。這些閃爍不斷的歷史片斷，加上這關鍵的出人意料的四個字“望氣的人”，使我早已守候的心怦然猛跳，我當即借回此書，在當天，在這個春雨剛過、風和日麗的正午時分，一口氣寫成《望氣的人》，接著又寫出《李後主》。這兩首詩的寫成完全取決於閱讀材料（後來的《在清朝》也是因為讀了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所致）。為此，我樂意像布羅茨基那樣說：“炮彈能飛多遠，這取決於它的材料，而不是體驗。所有人的經驗都差不多。甚至可以假設一下，有些人的體驗可能比茨維塔耶娃的還要沉重。但是，卻沒有人能像她那樣掌握材料，能讓材料完全服從於她。”

三、日日新與望氣（4）

不愛說話的黃彥對這兩首詩大為激動，不停地猛抽他心愛的黃平香菸。當我們正餘興未盡地談論此詩時，張棗突然從川外來到我家，他來通知我他將與一位美麗而冷峻的德國姑娘結婚，而《望氣的人》一下把他原來的思路打斷了。他以少有的驚奇反覆打量我突然的“發明”，簡直不知這首詩是怎樣寫出來的。我告訴了他這首詩的秘密觸動並提醒他注意上海詩人。

並非完全獨自研習詩藝，我也陶醉於為學生改詩的快樂之中，但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快樂成了我日後一個痛苦的怪癖——看到別人的詩就想改，也不問對方是否願意，這帶有強迫症的行為也得罪了一些人，不過我所遇到的大多數詩人還是樂意與我討論修改之事的。記得當時要求我改詩的隊伍在我家常常排成一個行列，那真是快樂的行列。我特別以修改音樂系學生李和平與陳康平的詩為樂事。李和平知道我上癮於這一行為，得意於這一行為，就一天到晚拼命讓我改。他謙遜地側立於我的身旁，目不轉睛地盯著他那雜亂無章的情緒怎樣被重新組裝成形。他在緊張地牢記和體會這些技巧的演化過程，我也在享受著自如的修改帶給我的*。順勢多說幾句：改詩也在我當時詩歌核心圈子形成風氣。張棗爭改我的詩，我也爭改他詩，既完善對方又炫耀自己，真是過眼雲煙的快樂呀！而我是贊成改詩的，我也十分樂意別人改我的詩。張棗就徹底改動過我《名字》一詩的最後一節，而且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詩取了一個相當精確完美的名字《白頭巾》。歐陽江河改動過我《黃昏》第二節及《在清朝》第一節第二行一個十分重要的詞，我原詩為“安閒的理想越來越深”，他改為“安閒和理想越來越深”，把“安閒”變為名詞來用，與後面的名詞“理想”作一個並置，這簡直是脫胎換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維也改動過《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詩為“夜讀太史公，清晨捕魚”，他改為“夜讀太史公，清晨掃地”，注意到意象的趨近而不是意象的分離；他還改動過《望氣的人》中一個突破全詩意義的詞彙，我本來是“一個乾枯的道士沉默”，他試探著問我：“道士改為導師可能會好些吧。”他話音剛落，我即醒悟過來，當場就確定用“導師”換掉“道士”。時至今日，我仍舊認為詩人之間相互空談技術，還不如直接動手改正一首詩中存在的問題。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對方）的詩歌系統（這裡指每個詩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聲音節奏及用詞習慣，而修改別人的詩首先就必須進入別人的習慣）中進行的（這是最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