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官兵平等，團結友愛，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躍，也聽到許多紅軍在長征中的故事。

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也經常跟他談心，向他講述團結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次，他提出要見紅軍負責同志。

黨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會見了他。

他向李克農講述了自己的思想變化和對紅軍的敬佩，並提出回去說服東北軍和張學良與紅軍聯合抗日。

他說：“不知紅軍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農當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擔心他回去後有危險。

高福源態度非常堅決，並說他是有把握的。

於是黨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農親自送他，並囑咐他，回去後先以個人身份試探張學良的態度，如果張學良有誠意，紅軍願派正式代表去談判。

張學良飛到洛川后，為了考驗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時也看看他的膽識，與王以哲軍長商量後，決定先給高一個下馬威，所以接見時態度十分嚴肅。

當高福源向他行軍禮報告後，他拍桌大罵：“高福源，你好大膽，當了俘虜不算，還敢要我通匪，我槍斃了你！

“

說著就把手槍拔出來。

王以哲趕快上去攔住說：“副總司令，你讓他把話說完再槍斃也不遲。”

高福源見張學良這樣待他，索性把心一橫，將要說的話和盤托出。

他的話有情有理，尤其講到抗日問題時，慷慨激昂，義正詞嚴，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

張學良本來就是做戲，聽完高福源的話，也不由掉下了眼淚，趕快拉著高福源坐下說：“你回來很好，你說得也很對。

我剛才是想試試你的真情和膽量。

現在我們坐下慢慢談。“

這一天，他們三人整整談了一夜。

張學良非常高興，讓高福源休息一兩天立即回去，請紅軍派正式代表來談判。

高福源於1月16日回到陝北蘇區，向李克農報告了經過。

李克農還帶他見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

毛主席當即決定派李克農為代表去見張學良。

李克農一行於1936年2月25日抵達洛川。

王以哲軍長立即用密電報告張學良。

張學良回電說他因事去南京，讓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談一些具體問題，重大問題待他從南京回來再定。

王以哲遂先與李克農商談了紅軍與東北軍67軍區域性合作問題，並達成四條口頭協定：第一，為鞏固東北軍與西北軍一致抗日，確定雙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第二，雙方同意恢復在鄜縣、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經濟貿易；第三，延安、甘泉兩城恢復正常關係，東北軍所需物品可向蘇區群眾購買，紅軍給予便利；第四，東北軍送給紅軍一部分彈藥、服裝、通訊器材和醫藥用品等。

這次初談達成的停戰協定，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礎。

3月3日，張學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飛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軍長與李克農達成的口頭協定，並風趣地對王軍長和趙鎮藩參謀長說：“我是整銷，可不是零售啊。”

張學良在李克農住的小屋裡進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會談。

會談間，賓主都很隨便。

張學良十分坦率，談笑風生。

李克農機智幽默，辭意懇切。

會談主要討論抗日問題。

張學良提出：“蔣介石力量最強，為什麼共產黨不聯蔣抗日而主張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為什麼不包括蔣介石？”“日強我弱，抗日應該怎麼個抗法？”等等。

李克農向張學良做了許多解釋工作，但有些問題仍然沒有說服張學良。

最後，張學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權代表共商抗日救國大計，最好能在毛澤東或周恩來中間推出一位，再進行一次會談，地點在延安城，時間由中共定。

雙方還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濃而又能負責的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予以掩護。

張學良為了更直接、更好地與中共接觸，以推進“剿共”名義，報請蔣介石在洛川設立“西北剿共前進指揮所”，並說他要到前方親自督戰，因而受到蔣介石的嘉許，覆電稱：“陝北軍務，得弟親往督飭，收進擊之巨效，立殲滅之大功，在此一舉。”

4月8日，周恩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