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戰在流動中發展強大，儘量避免建立根據地，要劃這種界線是困難的。因此，公開發行的地圖上對這種戰區的勾劃很少明確劃界的。為了一致性起見，加之在缺少更好的情報資料的情況下，我們選了整個政治單位地區，選了曾經多少是戰區的例項，捨去了明顯不是戰區的東西。這樣作確實將近來發生的純城市游擊戰的情況捨去了。在其它設想與實際分離的情況下，它都是有別於通常可看出的傾向的。

這些資料確實證實了游擊戰鬥是節約用兵的，只有在柬埔寨是個例外，在那裡游擊隊人數上超過了正規軍。即使在這裡，反叛一方也由於越南的支援而增大。在七次戰役中，游擊隊以大於十比一的優勢取得四次勝利。在希臘，也需要有十比一的比率，但在衣索比亞和肯亞，比率就可小一些。這種比率同對反叛事業的同情程度之間關係看來是複雜的。表中第三欄列的是作為代理人捲入游擊戰的情況下，游擊隊兵力與居民人數之比。在確定游擊戰中雙方效能時可能起作用的明顯地理變數是，目標存在的可能性，支援和能提供掩護和隱蔽的地形特點。從表面上看，可達性和地面運動的難易性似乎是考慮的重點。但是，略加思考，我們就得出，如果我們設想雙方都具有認識的能力，而且雙方之間也沒有永久性的技術差距，這一性質，雙方都是一樣的。只是在輕騎快速部隊取得速度上的優勢後，平原游擊隊騎兵才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哥薩克人是在森林地的外圍而不是在開闊的大平原戰勝了拿破崙。直升機和攻擊機削弱了游擊隊對正規軍的機動力強的有利條件。勞倫斯的沙漠地戰鬥若在今天條件下就不可能持久。在城市條件下，如果交戰雙方都有汽車，可接近性的作用就被相互抵銷了。在這種情況卜，能找到掩蔽物，就是游擊隊的頭等必需了，而即使是有了掩蔽物，也往往被紅外探測器所貫穿。

如果我們先考慮支援和目標密度的變數，那麼支配既定地區所需的游擊隊數量應隨著目標數量和有待控制的人工地形的複雜性的增加而加強。同時居民為游擊戰爭提供有力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戰爭的目標密度，須記住這是對合法當局的不斷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況下，還擁有強大的地方支援，高水平的地方後勤支援和情報供給，可能會導致支配空間所需的數量上出現下降趨勢。同樣，隨著人口和目標密度的增加，正規軍和反暴亂軍所需的數量也會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為這時正規軍要進行全面控制，而不是零星地利用游擊戰術的有利條件。塞普勒斯的事例說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會發生飽和，而且軍隊人數的增多了戰鬥力卻下降了，因為軍隊多了互相干擾，礙事。戰爭中，正規軍或反叛軍中任一方要取勝，其所需的兵力對比要取決於人口的密度及民眾對游擊隊的同情程度。人們越是支援游擊隊，游擊隊的戰鬥力就越強，正規軍對付不同密度游擊隊時，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現在來談掩蔽物變數問題。顯然，控制一定地區所需要的游擊隊兵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加而減少，所以游擊隊的戰鬥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強。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結構越是複雜，就需要越多的正規軍進行搜尋和控制，因此，可見反暴的效果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過去十年中，反抗運動轉向世界的各個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築物稠密這一有利條件。1915年，詹姆斯·康納利指出，城區的地形與自然起伏不平的鄉下地形有相似之處，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峽谷和隘路。然而，康納利並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正是進行運動戰的地形。

兵力與空間之比隨人口密度變化圖

我們在上面討論當中介紹了利德爾·哈特關於軍事強度的衡量標準——“兵力與空間”之比。對每一場戰爭，我們都計算出了每一方的這種比例，並在前面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欄中列出來了。第六欄是根據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標和支援的密度。很顯然，地形結構是不容易用數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單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時，地區結構會隨人口密度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這一初步分析中，我們不妨用其作為我們的地理變化的代用量。為研究兵力與空間之比的效果如何隨密度變化，我們在上圖中將有關勝利者（不管它是游擊隊還是正規軍）的數值列出來了。

畫出的點太少，太特殊，難以反映出適於機率處理的隨機變數的觀測結果。然而，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們用勾劃出的有關正規軍和游擊隊勝利的傾向線予以表示出來。看來，很清楚，游擊隊的戰鬥力隨著目標、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潛力的增大而增大。為在高密度、高強度掩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