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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詵和王鞏的被收入網內，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諫院、御史臺一些官員的極大不安，駙馬王詵與皇室的關係入人皆知，御史臺敢於明目張膽地對其操刀下手，也許預示著皇室紛爭的再度爆發。王鞏被列入重點審查物件，更加重了宰執大臣們的這種猜疑。

王鞏，時年三十五歲，乃真宗皇帝趙恆朝宰相王旦的孫子，工部尚書王素的兒子，是遭貶老臣張方平的女婿。平日他與吳充、馮京等人過從甚密。這個血緣相府、結姻老臣、又與現時宰執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臺格外關顧，也許預示著朝廷重臣的又一次變動！

一種對抗“烏臺詩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醞釀著……

抄查“詩賦文字證物”的行動風風火火地在京都內外進行。

御史臺的獄卒闖進駙馬王詵的府邸，手持皇上諭旨，勒令駙馬王詵交出與蘇軾“往還”的詩賦、信箋。駙馬王詵避而不見，賢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禮接待，繼而准予抄查。獄卒不諳駙馬府朝制特權，竟然闖入賢惠公主臥室，翻箱倒櫃，詩賦、信箋所獲無幾，卻翻撿出賢惠公主的春宮用物，而且大加觀賞。賢惠公主大怒，下令駙馬府禁衛，刑枷獄卒送大理寺治罪，並進宮哭訴於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臺闖下了大禍，皇上與後宮的衝突由此而引發了。

御史臺的獄卒闖入王鞏府邸，皇上諭旨在手，落敗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攔阻，聽任獄卒翻箱倒櫃。因王鞏已從蘇軾遊學六年，往還的詩賦、文書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獄卒抄查所得，除蘇軾寫給王鞏的一首“硯銘”外，只是王鞏幾年前與吳充、馮京等人“往復”的信箋。蘇軾的這首“硯銘”是：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蘇軾的這首“硯銘”，絕無“譏諷朝政”之味，而吳充、馮京寫給王鞏的信箋中，倒有幾句諷刺“新法”之語。王府總管以為吳充、馮京的信箋不在抄查之列，不許獄卒帶走，兩相爭執，終成毆鬥，訴於大理寺。大理寺以“王鞏身在三十九人之列”為由，判御史臺勝訴，並懲治了王府總管。從而又引發了吳充、馮京對御史臺的憤怒。

御史臺的緝騎抄查了杭州錢塘縣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無頗的住宅，因周邠和祖無頗早有準備，緝騎毫無所獲，卻帶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懷念蘇軾、為蘇軾祈福免災而“做道場”、“解厄齋”，累月不歇的訊息。

御史臺緝騎奔至洛陽，闖入“獨樂園”。老僕呂直得知緝騎來意，“惶恐無狀，急入釣魚庵稟報司馬光。司馬光因劉恕於熙寧九年秋從洛陽返回高安途中，聞母病故而得風攣疾，右手右腳癱廢，以口授兒子劉羲仲完成了司馬光所託之後，於去年（元豐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馬光居釣魚庵而不出，據”警枕“而少眠，爭以時日，刪稿不輟。近兩年來，體弱至極，鬚髮脫落將盡，牙齒所剩無幾。突聞蘇軾被捕入獄、緝騎猝至，濡墨之筆失落而拍案疾呼：”子瞻以詩為魂，終以詩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詩魂喪失……“

司馬光自撿與蘇軾近幾年來“往還”之詩稿，在老僕呂直的攙扶下走進弄水軒，會見了御史臺派來的緝騎——一箇中年獄吏和兩個年輕的獄卒。

司馬光從獄吏手中接過皇上“繳收證物”的諭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頭謝恩，如實稟奏：“聖上，臣司馬光與蘇軾確是密友，熙寧四年作別於京都之後，至今已有八年，兩地相思，無由相會，但有詩賦往還。熙寧九年初夏，臣偶見蘇軾《超然臺記》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縱有失落之感，斷無謗世之怨，臣頗為讚賞，遂成《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一首，託人帶給蘇軾。熙寧十年，蘇軾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馬君實獨樂圖》一首。以述懷念之情。除此而外，別無往復文字現奉旨將底稿上呈，以備勘審。臣跪待罪罰。”

司馬光叩頭站起，交詩稿於緝騎獄吏，拱手而語：“公等奉旨行事，備受辛苦，光懷德感謝。獨樂園內，僅此‘有往無還’的詩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馬光之言，請帶此稿回京覆命；公若有疑，可在獨樂園內翻箱倒櫃以抄查，老僕呂直恭聽公等吩咐。司馬光正在修書，待罪告辭。”說罷，深深一揖，離開了弄水軒。

獄吏亦敬重司馬光的為人，剛才司馬光坦誠真摯的話語，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擾這位年老力衰的“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