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長大，他從父親這首在馬背上吟就的詞作中，感受到父親“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的悽苦和“世路無窮、勞生有限”的悲哀，而“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直抒胸臆，不也意味著胸中久淤的激憤在暗暗地湧動，抑制不住地要噴發嗎？忍受著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父親，只怕還是要招災闖禍的……

夜深了，琴聲、歌聲仍在密州城沉寂的夜空迴響著。兩歲的蘇過和四歲的蘇迨，已在膳房的熱炕上睡熟了。

密州“旱蝗為虐，連年飢謹、‘盜賊’縱橫”的嚴峻現實和“自秋不雨、霜露殺寂、黃糜黑黍、不滿囤簏、麥田未種、狼顧相目”的悽哀慘情，驅散了蘇軾三年杭州箝口政事的沉默，賦詩填詞的牢騷和談禪論佛的避世，刺激了蘇軾太守的責任心。在到達密州的第二天，他便聚掾屬，議災情；審積案，查禍源；訪苦民，定舉措。轟轟烈烈、風風火火，在不到一個月內，接連向朝廷上呈了《上韓丞相論傷災手實書》和《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上韓丞相論災情手實書》是寫給宰相韓絳的。他猛烈地抨擊了呂惠卿的“手實法”。並借“手實法”的為害於民，聯絡到“青苗法”、“方田均稅法”之患，反映了他對新法缺失一如既往的反對態度。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仍懷有“不勝戰慄”之感，故有“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趴，重得罪於世也”之言。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是寫給皇帝趙頊的。也許因為是以“論盜賊”為話題，他的心態似乎強硬多了。在這份“奏狀”中，他急呼朝廷重視京東地區的災禍危急：……京東之貧富，系河北之休慼；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