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河北京東盜賊狀》是寫給皇帝趙頊的。也許因為是以“論盜賊”為話題，他的心態似乎強硬多了。在這份“奏狀”中，他急呼朝廷重視京東地區的災禍危急：……京東之貧富，系河北之休慼；河北之治亂，系天下之安危……

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三冬，方數千裡，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冠攘為患，甚於今日……

他急切請求朝廷減免密州地區沉重的賦稅，以保小民生計。他認為：賦稅沉重將逼民為盜。並提出了減兔賦稅以圖治安的舉措；今來二麥原不曾種，即無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裡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為盜矣！

乞將夏稅斛（豆鬥），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以上人戶，取便納見錢與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

他猛烈抨擊現行於密州的鹽課法，急切請求朝廷免除小民販鹽之稅：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阻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今鹽課浩大，告汗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為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眾。……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

他急切請求朝廷對“樂禍不俊”的“盜賊”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自古立僅制刑，皆以盜賊為急，盜竊不已，必為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

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

這份《奏狀》，是蘇軾執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蘇軾仕宦人生的基本反映。他同情災傷黎庶的悲慘命運，並大聲為黎庶的災傷疾呼，但對因災傷難耐而鋌而走險的黎庶，他與朝廷重臣一樣忠於他們的皇帝，忠於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極法”鎮壓。

蘇軾的奏狀、文書送進了京都，可朝廷正在進行著“案件”層出的鬥法，皇帝趙頊根本就沒有閱覽他的《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他的《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宰相韓絳確實是看了，但沒有按照他誠懇的叮嚀“否則置之”，而是當作“石頭”向呂惠卿砸去，使他再一次結怨於“變法派”，對他的“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等請求，根本未予理睬。他的朋友駙馬王詵因三年前的《錢塘集》事件已見疑於皇帝，已不敢再有所“旁而協之”，在來函中，唯有“思仰日深”、“讀之灑然”而已。

汴京畢竟是大宋的心臟，京都朝臣們花樣翻新的廝鬥畢竟是頭等大事。蘇軾和他上呈的奏狀文書，成了自作多情、無人應和的嚎吼，在冷落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密州黎庶仍在經受著旱蝗為虐的煎熬和沉重賦稅的逼迫。一批又一批飢寒交加的青壯細民，在“捱餓是死”，“為‘盜’是死”，“捱餓死而速”，“為‘盜’死而遲，且或免於死”的選擇中，走上了為“盜”之途。年關時節，地凍天寒，密州城裡的細民，也開始了流離逃移。街巷裡弄，炊煙日見稀少；州衙四鄰，哭聲晝夜不息；送葬的人群出現在街頭，用喑啞的哭聲迎接著熙寧八年的元旦。更為慘者，棄嬰之事，時有發現，州府官吏已拾得棄嬰二十多個。蘇軾灑淚特設義所，特撥糧米養育。民若不到絕衣、絕糧的絕境，誰肯割捨親生骨肉？更為急者，各縣村社城鎮，“盜賊”劫掠殺人案件驟增，告急文書飛蝗般地闖進了蘇軾居住的“西齋”。

蘇軾愧疚地煎熬著。他怨恨朝廷的因循麻木、不恤民情，但天高路遠，難於面奏皇上。他想依《奏狀》所謀之舉措，自行實施，減賦活民，免稅救民，但心怯而不敢為，呂惠卿畢竟不同於王安石，王安石執拗而居心仁慈，尚能辯之以理；呂惠卿奸巧而居心陰毒，只會弄權作法！他鬱結於胸，寢食不安，無可奈何地忍受著滿城不絕於耳號寒啼飢聲的折磨。他終於明白自己是個百無一用之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啊！

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夜半，蘇軾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出“西齋”，踏著慘白冰冷的月光，漫步登上密州北城荒蕪坍塌的“古臺”，俯視著自己治下的“寂寞山城”，遠眺著迢迢銀漢下不見蹤影的京都，沉重吟出了“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的哀嘆。

春夏之交，更苦更哀的饑饉來到密州，細民們不再是“數米計日”，而是“野菜果腹”了。連蘇軾居住的“西齋”，也是“齋廚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