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來看，西方列強的真實意圖基本上明確了，那就是他們不是要來滅亡中國的，無非是貪利，為了他們的所謂〃永久利益〃……錢。所以後來慈禧說：〃願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確也準確地反映了帝國對西方列強此刻的心態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錢好說。錢是什麼？錢是身外之物，錢財如糞土嘛。以區區幾千萬兩銀子買一個平安，在誰說來，都是值得的。只是對於那些非要苛求的人來說，他們會講為何不把這些銀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為何不把這些錢用來裝備軍隊？這當然有道理。然而，這又是撇開人性的說法，也不顧當時的史實。把銀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還是帝國嗎？那不是共產主義了嘛。把錢花在軍備上，無疑正確極了，問題是來不及了啊。誰知道會從天上掉下了八國聯軍來呢？過去對付屋門口的鬧事者，長槍短刀足夠了，原子彈也是後來才有的嘛。

對皇帝來說，錢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賺來的。對付要錢的，皇帝最有辦法了。一是賴；二是躲。實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樣自己勒緊褲帶也還過得去，弄得好還可得個節儉的美名。《南京條約》簽訂後，倘若認起真來兌現的話，也不至於有後來的《北京條約》出現。然而，皇帝與地方官實在不甘心，他們哪一個都不是賣國賊。晚清幾十年間倒確實沒有出現過投降的，戰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強充當間諜和漢奸的賣國賊的大臣還真沒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紀，那些曾經放肆詛咒大清君臣賣國的〃愛國者〃，一有情況就跑到外國躲起來，尋找外國人的保護；後來乾脆公開投降，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樣的間諜和漢奸來。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就提到，由於大清國地方官員作梗，加上西方各國之間的競爭，條約中有關關稅的各種規定實際上無所實行。這就威脅到西方所謂的自由貿易。為了確保條約的實施，就產生了公共租界、海關監督制度等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事。到了後來，一些〃愛國〃的中國人不滿西方人在中國的存在，時常聚眾襲擊西方人，迫使西方國家認為必須對條約有關條款進行修正以確保西方人在中國的利益和安全，同時也藉機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在華利益。這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的拒絕。

費正清把這種情況歸結為英國人喜歡節外生枝，中國人則喜歡虛與委蛇。所謂虛與委蛇，就是明裡一套暗裡一套。這一套把戲，大清國耍得多了。剛開始，在鴉片問題上，是禁還是不禁，嘉慶和道光就時而反覆。後來在打還是不打的問題上，再次出現反覆。道光帝開始主張堅決打，後來一看打不贏了，就和。咸豐上臺，一看和也不行，一和我就只能像老爺子那樣做叫化子皇帝了，於是極力要打。其實咸豐帝未嘗不知道打是打不贏的，於是敵人還沒來，就預先跑了。他之所以要打，是出於道德的威脅，即便打不贏也要做做樣子，給誰看？給天下臣民們看，給祖先們看，給歷史看。這樣一會兒戰一會兒和，像小孩子玩把戲，大臣們當然是會看風向的，看皇帝是主和還是主戰，問題是皇帝自己都戰和不定，所以朝中大臣也自然就分化為主和派與主戰派。這種分化其實並不是出自真心的，而是為了〃得天子心〃。說來說去，這種狀況的出現，正是帝國君臣看清了西方貪利而不是要命的心理，想試著和這些只要錢的異類玩玩遊戲。這些西方人倒很〃開通〃，你要打，我奉陪；你要和，我也奉陪。你如何對付我，我就變本加厲地對付你。正如帝國看清了西方的真實意圖一樣，西方也認識到這個帝國不講信用出爾反爾的不誠實的特性。這正是19世紀中後期的歷史映象。

▲虹▲橋▲書▲吧▲。

第74節：苦命皇帝（下）（6）

這種形勢，並不是沒有大臣清楚，曾國藩、郭嵩燾等人就多次向皇帝提出，與洋人打交道，不能耍小聰明，要誠實。

同治六年，曾國藩上密摺陳述與外國修約事宜，在這封奏摺中，曾國藩提出了明確的建議：與外國交際，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我所不可行者，宜與之始終堅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達大度，片言立定，斷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猶豫之象，啟彼狡辯之端……異日中國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別無耀兵海外之心。

〃最重信義，尤貴果決〃是曾國藩所提出的金石之見。

天津教案本因謠言而起，而謠言的起因又是因為法國慈善修女會出錢向當地人購買撫養孤兒。不明就理的群眾湧向教堂質詢，而害怕群眾鬧事慣了的天津法國領事竟然開槍恫嚇，結果他沒打中別人，自己倒先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