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滬不到一個月，魯迅便召見了“二蕭”，此後，他便經常與他們通訊，審閱他們的稿子，介紹朋友給他們認識，並積極幫助他們聯絡小說的發表。睿智、真誠而又熱心的魯迅，慢慢地引導“二蕭”，開啟了他們各自的寫作局面，而這種如父親般柔煦的撫慰，也讓蕭紅在心靈上，漸漸朝他靠攏。這種靠攏，有感激，也有感動，雖然魯迅先生對於年輕人，總是不吝惜自己的熱心和幫助，可這在從小便受盡白眼的蕭紅來說，卻無異於上天難得的恩賜。這時的魯迅，就彷彿是一座光明的島嶼，給了在茫茫人海中，漂泊如小船般的蕭紅，一個可供休憩的港灣。魯迅輻射出的強大力量，讓蕭紅有了心靈上的安慰，有他在，一切總歸會好起來的吧，這種似陽光普照般的慈愛，是同她一樣在人海中顛簸的蕭軍所給不了的。

1935年11月6日，蕭紅從法租界到虹口，坐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車，首次登門造訪位於大陸新村九號的魯迅的家。魯迅和許廣平留她吃了飯，並深聊入夜，電車停開她還未離去，臨走時，魯迅囑咐許廣平一定要讓蕭紅坐小汽車回去，並且囑咐讓許廣平付錢。

1936年3月，“二蕭”索性把家搬到了魯迅家附近，這樣一來，登門拜訪魯迅，對蕭紅來說，則彷彿是她每日都要向父親所做的請安了。

上世紀三十年年代，魯迅的生命色調，是明亮伴隨黯然，像是大雨將至前的烏雲鑲著金邊。一方面，他需要應付“左聯”內部，紛繁複雜的派系鬥爭，另一方面，他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雖然上海十年，魯迅先生寫了許多精彩尖銳的雜文，與各個方面的勢力過招，並且往往一語中的一針見血一步到位，可在精神上，他確是孤獨的。這是一個前驅者的孤獨，這種孤獨，已經不是身邊的許廣平女士所能全然撫平……當年那個和魯迅並肩戰鬥的許廣平，為了照顧偉大導師，整日麻纏在日常生活的重擔裡，艱難現實，已經不允許她像一個棵橡樹般，傲然矗立在魯迅先生的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她更像一個園丁，一方加油站，支援魯迅不斷走下去。可愈往前走，先師魯迅的心愈是沉鬱。

蕭紅的出現，無意中在魯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開啟了一個缺口，帶進來一抹紅亮的色彩。魯蕭之間的交流，是兩個寫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魯迅在蕭紅面前，從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種柔軟的慈祥。很難想象魯迅和蕭紅談話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話對一口東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種奇境，魯迅在蕭紅面前，應該很放鬆，他甚至熱心地指點蕭紅的穿著，告訴她紅衣服要配紅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為這兩種顏色放在一起很渾濁。

自卑自憐的東北女孩蕭紅，在導師魯迅的鼓勵和幫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學前途（1935年，蕭紅的《生死場》由魯迅自費出版），而且她彷彿還恢復了少女時代的天真與生氣，在文壇的領軍人物面前，蕭紅自覺地扮演一個活潑小女孩的角色，這種角色，彷彿讓她在魯迅和許廣平之間，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平衡，這種平衡，讓她不拘束，她彷彿是有著自由出入大陸新村九號特權的。心思沉鬱細密的浙江人魯迅，似乎也很願意包容這個女兒似的、天分極高的、敏感而又單純的東北女孩。

憑藉在精神領域的奇異交集，蕭紅一躍成為魯迅在生命的末兩年裡，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魯迅對蕭紅的感情，近似於父女，但蕭紅出色的文學才華，又讓魯迅對她另眼相看，進而生出一種對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許廣平曾回憶說：“每逢和朋友談起，總聽到魯迅先生推薦，認為在寫作前途上，蕭紅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時期的“二蕭”，矛盾逐漸加深，　蕭紅與魯迅一家的親近，多多少少，也因為情感上的苦悶所促成，人海茫茫，漂泊滬上，除了魯迅先生家，她還能去哪呢？在蕭紅友人梅志女士的回憶文章裡，曾提到許先生對蕭紅經常造訪魯家的態度：1936年夏，因翻譯上的事，加上馮雪峰從陝北迴來了，胡風就常去魯迅家，有時梅志一起去。“胡風總囑咐我，不要隨他上樓去。在樓下和許先生談談。”“經常都遇到蕭紅在下面。胡風悄悄從後門直接上樓去了。”許廣平低聲對梅志說：“蕭紅在那裡，我要海嬰陪她玩。你們就一起談談吧。”蕭紅形容憔悴，臉都拉長了，顏色也蒼白得發青。……有一次，許廣平在樓梯口迎著梅志說：“蕭紅又在前廳……她天天來，一坐就是半天。我哪來時間陪她，只好叫海嬰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惱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沒地方去就跑到這兒來。我能向她表示不高興、不歡迎嗎？唉！真沒辦法。”

在魯迅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