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此乃家父特地囑咐。閻維藩感到喬家如此敬他，十分難得，自己也應自謙，不能讓年長的喬公子騎馬。二人你謙我讓，最後閻維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轎內，算是代他坐轎，本人則與少東家喬景儀並馬而行。

這下可便宜了抬轎子的，16人轎伕換抬一空轎，抬起轎來如腳下生風。接到下人報信的喬致庸早已在家門口等候多時，迎入屋內，噓寒問暖，好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又擺下豐盛的宴席款待閻維藩，極盡東家之誼。喬致庸闇中察看閻維藩，見他儀表堂堂，舉止有度，談吐有節，精明而不失穩健，自信而不失謙遜，談起票號業務，真知灼見，如數家珍。當喬致庸得知閻維藩年僅36歲時，更是讚不絕口。兩人越談越投機，喬家當場聘閻維藩出任喬家大德恆票號總經理。閻維藩也決心報答喬家知遇之恩，願為喬家商業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從此，閻維藩主持大德恆票號26年間。閻維藩身懷雄才大略，善於經營，使大德恆票號業務繁榮昌盛，每逢賬期，每股分紅達到一萬兩左右。在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於社會動盪，有不少商號、票號遭受影響而倒閉，而大德恆票號由於閻維藩主持有方，每逢變故均能及時採取措施化險為夷。所以說，閻維藩為喬家立下了卓越功勳，而喬家也確是慧眼識人才。

商場上的競爭與其他任何行業的競爭一樣，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智力的競爭。請到高明的人才，你在競爭中才能佔據主動地位。而真正的人才一般都有傲骨，他們不會隨隨便便屈尊於人的，他們也在選擇能夠認識到自己價值的“明主”。因此，能識人，還要會請人，真正做到一流人才一流對待才行。慧眼識人才，還要給人才以很高的禮遇才行。喬致庸做到這點請到了閻維藩，就像當年劉備請到了諸葛亮。

任人所長，不拘一格（1）

晉商認為，人有賢愚之分，賢者又各有所長。一個人文筆很好，處理文書十分得力，若任以分號經理則差，因為他缺乏帥才。有帥才的人，又分為穩健派和進取派，有的善於在逆境中求發展，有的善於審時度勢，決定進取。所以要任人唯賢，還必須知人善用，用人所長，才能發揮賢者的作用。

知人善用，任人所長，首先有要知人之智，從長避短，也就是要看清所用之人長在何處，何以長；短在何處，何以短。用人既要知人，又要明事，二者缺一不可。知人則知長短，明事則明順逆，以長從順，因逆避短，如此，乃可“出言則聽，舉事則成”，而“不困”也。不過，“從其所長，避其所短”之運用，除知人明事之外，更須注意靈活機動，不必拘泥。

在這方面，山西票號總號的經理們有許多知人善用的典型，為票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協同慶經理任用趙厚田主持各分號事，先是“冒險姑蘇，急難臬蘭，迴翔成都、重慶之間二十餘年，能使全域性營業，恆操勝算，皆賴趙君之力”。

蔚豐厚票號任用李宏齡輪番主持北京、上海、漢口的重要分號，官商從無鉅額倒欠，被同業譽為賢才。李宏齡善於審時勢多謀利，人棄他取，常獲盈利。清光緒中葉，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連續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在這多事之秋，李宏齡依據形勢變化，在逆境中求發展。

比如1894年秋，李宏齡由北京調往上海。在未動身前，中日宣戰，人心惶駭，京官攜眷紛紛外逃，各票號均停止收交款項。李宏齡默察時勢，通電各分號照常收交，不過匯費要加重，交款期要延長。同時，將收匯的款項和吸收的存款調至南方有關分號放賬，事定後再調回京號，結果獲利頗豐。

同年9月上旬，他由京往滬行至揚州，正遇總號令揚號將存款全部退還，並停止收匯上海款項，如不遵辦，則以號規論處。揚號本來主要靠做上海和南京的生意，接電後揚號經理白子直大為作難。李宏齡回答：“舊存款不但不還，有新款儘管收存，皆歸上海借用。如有匯滬款項，若揚號放出能賺利，也儘管收匯上海。如總號違令見責，與揚號無干，宏自能回覆。”結果，照李宏齡意見去做，揚號年終結利3萬多兩。反之，李宏齡不主持的分號卻是另一種情形。

李宏齡對夥友疾苦也非常關心。票號派往各分號的夥友，規定不準攜眷，三年回家探親一次，老少皆然。李宏齡認為這種號規有許多不近人情之處。故積極建議總號改進或靈活掌握。比如有位孔老臺，住京數十年，勤勤懇懇，於事事裨益不少，擔子亦屬甚重，且年逾花甲。李宏齡認為這種情況不能與少年相比，建議可一年回一次家，“他人不得援以為例”。郭倍瑾來京已經兩年，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