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股減股”結合起來，根據其人的才具勞績秉公行之，不能存一毫私意情面。只有這樣，真有才幹的人才能奮興，各碼頭分號事業才能蒸蒸日上。反之，不考核則不能知人，“不知其人，安能用之得當；用之不得當，則號安能得手！”所以頂身股的股份制度必須建立在選用賢才的基礎上，倘若憑私意任人唯親，讓庸碌之人進入號內，即使只作一個普通夥友，最終也會導致不良後果的。這一點正是晉商特別謹慎的獨到之處。

經過嚴以考察，合格的人就會被敬以為用。晉商對經過審查合格進號工作的人稱“請進”，意在人才之請入，前途不可量。山西平遙的西裕成顏料鋪財東李箴視以伯樂之姿態尋找千里馬雷履泰，後來二人合力創家日升昌票號的故事，一時成為美談，為後人津津樂道。

雷履泰是平遙縣龍躍村人，少年家境貧寒，在跳槽到西裕成之前，他住在平遙城內北門頭拐角寶房內，是個看寶盆的把式。看寶盆是寶房（賭博場所）的專業術語。當賭徒揭開寶盆（賭具容器）蓋，顯露出幾顆骰子上的點數，就要計算出賭銀輸贏的數額。

一日，西裕成老闆李箴視心血來潮，到寶房看熱鬧。當寶盆揭開時，雷履泰脫口而出報出數額，其反應之快，讓李箴視大為驚歎。幾年後李箴視又在這個寶房與雷履泰相遇，看到他灑脫自如，氣度不凡，覺得這位“脫口秀”的同鄉很有潛力，便上前拱手相邀，把雷履泰請到了西裕成顏料鋪。

果然不出李箴視所料，雷履泰是個人才，他先是在北京、漢口分號擔任經理，又回到平遙總號做總經理，生意越做越紅火，這期間，李家的西裕成顏料莊開始發展為全國性的大商號。後來雷履泰向財主李箴視建議成立專門經營貨幣資本的金融機構——票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一，平遙城大街上掛出了“日升昌”的嶄新招牌。李氏和雷履泰等人都沒想到這一舉動，竟在中國近代金融界掀起一場“大革命”，晉商沿著“票號”登上了“天下第一商”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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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聘用，禮遇賢才

商號之間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因此，晉商除自己培養人才以外，還不惜重金，從同業及各方面聘用賢才。任用賢者，就要給賢者以應有的物質利益，賢者才樂意為財東服務。如果只使用而不關心賢者的物質利益，或者論資排輩壓制賢者，賢者就可能辭退出號另謀他事。

山西票號在各號之間相互重金聘用或拉走人才的現象多有所見，而每一個被聘用拉走的人才都給另一方票號帶來了好處。這裡所說的重金，主要表現在頂身股的份額上。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號做事，協同慶票號特許頂身股4厘，把他從其昌德拉走；隨之派往蘭州、涼州分號管事，因經營有方，獲利豐厚，賬期又加頂身股2厘。後來其昌德資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來，委以總經理，允頂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號做事，位至副總經理，頂身股9厘。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喬英甫新開寶豐隆票號，聘宋聚奎為總經理，特允頂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說：今昔票號總經理頂身股皆以1俸為滿，唯獨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號業興起時，祁縣最有實力的富商喬致庸眼看著財源滾滾流向他人，他卻因缺乏票號經營管理人才，無法開辦自己的票號而暗暗著急。喬致庸心裡十分清楚雖然票號贏利豐厚，但是沒有精通業務的人才是萬萬不能的。就在這時，蔚長厚票號發生了這麼一件事：原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祁縣籍人閻維藩因給年輕軍官恩壽墊支銀10萬兩作為其升官活動費，受到總號的責難，並準備查處閻維藩。不想恩壽官運亨通，不久將擢升漢口將軍，以後給票號帶來的好處自在不言中，總號查處閻維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閻維藩從此心中不快，決心離開蔚長厚，另謀高就。

喬致庸知道閻維藩是一位經營票號業務的能手，當他千方百計獲悉閻維藩有離開蔚長厚的心事時，就拿定主意要將閻維藩拉過來為己所用。恰在這時，閻維藩要返鄉。喬致庸認為時機已到，便命其子喬景儀在途中迎接閻維藩。地點定在子洪口，子洪口為交通要道，是閻維藩返鄉必經之地。

喬景儀等人在子洪口一連住了幾天，才等到閻維藩，閻維藩見喬景儀迎接他的盛況，先是一驚。當喬景儀將其父喬致庸請他相見之意轉達後，閻維藩感動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長厚受到冷遇，喬家財勢赫赫，富名遠揚，能如此待己，可謂三生有幸”。喬景儀遵從父命又請閻維藩乘轎，自己騎馬驅馳左右，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