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鬥爭中的桂系》。唐德剛和李宗仁：《李宗仁回

憶錄》。

③ 吳應銧：《近代中國的黷武主義：吳佩孚的生涯，1916—1939　年》。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使它們有可能為其他的指揮官完整無損地繼承；它們並不因“私人的忠誠”

而不可解脫地對單一的個人承擔義務。實際上，當受到個人的政治利益驅使

時，一個指揮官的最親密的支持者們可能拋棄他。儘管如此，“私人軍隊”

這一用語由於兩個緊密相關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適的。第一，是指揮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級的決斷決定他的軍隊如何使用。忠於職守地將其部隊帶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隊指揮官，通常不是一個軍閥；個人決定他的部隊去

和不去哪裡的大部隊指揮官則是一個軍閥。界線不總是明顯的，但區別還是

實際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揮官獨立使用，由他個人隨意支配，甚至用於反

對他的上級的軍隊，在這種意義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軍隊”。

第二，一個指揮官當他和他的一些主要軍官之間的感情、忠誠或義務的

私人關係與他們的組織關係部分地一致時，他更可能具有那種獨立的權力。

權力和服從、紀律和忠順的等級制度在大多數中國軍隊中都存在，就軍事組

織來說被認為是正常的。實際上，在中華民國早期，軍隊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組織。但是，面臨和其他軍閥衝突的普遍威脅，在脆弱的政權機構和他們自

身行動的可疑合法性的情況下，軍閥們都謀求依靠中國傳統長期推崇的這類

私人關係以增強他們對他們的軍隊的權力。這類私人關係包括師生間終身的

忠誠和互相幫助的關係。捲入軍官培訓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這類關

系。此外，有時透過互相同意，這人就可以成為另一人的“學生”或“老師”，

而不必實際涉及給予或接受教導。在中國，所有聯絡中最強有力的是家族關

系，因此軍閥們有時委派親族成員到重要職位上去。婚姻關係稍弱一些，但

也被利用。軍官們常常培養有才能的年輕人，從而建立起一種保護人－被保護

人的聯絡。從同一所學校畢業，尤其是同班級，在個人之間就建立起一種聯

系，正如來自同一地區就形成一種特殊親密關係的基礎。

軍閥們利用這類私人關係以謀求他們的軍官的忠誠，與此同時，他們的

下屬和這些下屬自己的下級也常常有類似的關係。有些指揮官努力把第二層

次的忠誠減少到最低程度，並把全部忠誠直接集中到他們自己身上，但難於

予以消除。第二層次忠誠的格局在軍隊組織中等於一種弱點，因其讓一個叛

逃的下屬得以帶走他的追隨者和士兵。這就是誘使叛逃在軍閥衝突中成了重

要策略的原因。

軍閥軍隊計程車兵主要由因貧窮而應募的農民組成。在整個軍閥時期，配

備武器的人數從　１９１６　年大約　５０　萬增加到　１９２８　年　２００　萬或更多。①有些人僅

僅把當兵看成吃飯的辦法，另些人則看做窮人和沒受過教育的人獲得成功的

一個機會。儘管正式的規章規定了新兵的體格以及其他條件，還有當兵期限、

薪餉等等，實際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規的。大多數的軍閥接納他們所能得到的

身體上看來可以幹活的任何一個人。實際上，當兵似乎是無限期的，取決於

一個人的家庭情況、健康狀況和態度。有些指揮官發現難於給他的部隊正常

發餉。在最糟的軍隊裡，不用說，有時會以掠奪的形式來發餉。戰爭是補充

兵員的一種方式，因為得勝的軍閥們照例把戰敗的部隊收編進他們自己的軍

隊，在那裡他們一般似乎和在他們原來的部隊中一樣地發揮作用。到　２０　年代

晚期，中國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軍閥部隊中效過力，這並不罕見。

這些部隊使中國軍隊得了極壞的名聲。中國人把它們看做瘟疫：邪惡，

① 事實上不可能精確地確定這一動亂時期的配備武器的人數。齊錫生在《中國軍閥的政治鬥爭，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