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了總收入的　１１．８％和　４．２％，但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央政府的

農業土地稅收很快下降。戰時的田賦徵實確實使中央政府對糧食供應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時由於減少了政府向軍隊、公務人員和城市工

人供應糧食的直接開支，田賦徵實還相當大地抑制了戰時紙幣發行的增長速

度。不過，在實行這個政策時並沒有對舊的田賦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糾正，

當國內其他階層大都被免除或能夠避免類似的直接稅時，個體小農卻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負擔。①

幾乎跟所有的“不發達”國家一樣——明治時期的日本和　１９４９　年後的中

國是主要的例外——戰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間接稅。三項最重要的

稅收是關稅（關稅自主權收回後，收入迅速增加）、鹽稅和貨物稅。如表　２０

所示，在這三項下的收入，佔仍不穩定的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財政年度總收支的　５５．７

％。在此後八年中，這個比例在最高　８１．９％（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和最低　５６．６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之間變動，平均數為　７１．４％。平衡來自各種雜稅、政府

企業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來自借款。到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才進行引進所得稅的

初步工作。１９３７　年戰爭爆發，阻礙了這個計劃；所得稅、遺產稅和戰時過分

利得稅加起來從未超過政府總收入的　１％或　２％。給少數人，包括政府“知內

情者”在內帶來巨大利益的投機商業和財務交易，在戰爭和內戰期間從未真

正對之課稅。戰前國民黨的財政政策主要依靠遞減的間接稅，儘管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　年的收入中來自稅收的愈來愈少，但間接稅仍然佔優勢。

在戰爭爆發前，外國借款在國民黨政府的財政中數字不很大。幾筆比較

小的借款是　３０　年代借的，其中包括總數為　２６００　萬美元的兩筆美國商品借款，

和為修建鐵路借的一些錢。戰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經濟合作

署）的援助基金（當然不是借款）主要用於彌補中國巨大的貿易赤字，但沒

有適當的計劃或控制，對經濟無甚裨益。１９３７　至　１９４５　年間實際利用戰時信

貸和租借法案合計約　２１．５　億美元（美國　１８．５４　億；蘇聯　１．７３　億；英國　１．１１

億；法國　０．１２　億）。這些錢部分以軍需品和勞務的形式接受，部分則在戰時

和戰後時期跟政府積累的外匯（主要透過美國戰時以高匯率購買當地貨幣得

到）一起，在徒勞地企圖維持法幣的對外價值中浪費掉了。①總之，外國信貸

和援助幫助國民黨政府度過了戰爭；但對戰前或戰後的經濟發展毫無貢獻。

表　２０　所示每年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赤字，主要靠在國內舉債來彌補，事實

上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度以後，內債每年都超過赤字本身，因為有些收入在各種

帳目中是作為現金餘額擁有的。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年間，南京政府財政部發行了

３８　種內債，票面價值　１６．３４　億元。①這種“一般用途”的舉債之所以成為必

要，主要是由於政府大量的軍費開支。起因於政治上無能為力，不能“打破

① 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　年》，第　64—65　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　140—144

頁。

① 揚格：《中國與援助之手，1937—1945　年》，第　440—442　頁。

① 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第　370—375　頁；揚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　459—468　頁。

飯碗”，裁減中央和各省的軍隊；與共產黨佔據的蘇區的戰爭費用增加；以

及　１９３１　年後面臨日本即將入侵，蔣介石軍隊需要現代化。

１９３１　和　１９３２　年令人憂慮的政治與經濟形勢嚴重地影響了上海的債券市

場。例如，財政部發行的以關稅作擔保的債券下跌，從　１９３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