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地也要去那個地方點個卯。

第一次進杜公館是48年的中秋節（9月17日），大家一起吃團圓飯，正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時候，電報員忽然送進來一張條子，馮石如（此人被俘的時候是“徐州剿總”辦公室副主任，在上海時的職責類似於杜府的管家）開啟一看，是王耀武發來的——“共軍主力開始圍攻濟南，東側茂嶺山陣地正在激烈爭奪之中……”——飯桌上的人立刻就沒了食慾。

過了幾天再去愚園路，一進門就看見馮石如拿著張電報在那裡發抖，打聽之後才知道又是王耀武發來的訊息：“吳化文部叛變，機場失守，74軍無法降落。現商埠已失，普利門、大水溝仍在激戰中……”，大家都說王佐民這回恐怕是要完蛋了。

張幹樵從廣東探親回到上海之後，蔡智誠去杜公館的次數也就更加頻繁，高階幕僚們商討軍機的時候，他時不時的也能夠旁聽幾句。

10月底至11月初，國民黨的偵聽機構發現共軍的幾十部電臺正由濟南向臨沂方向移動，判斷其有進攻徐州的傾向。當時，國防部應對此類狀況的既定對策是“以主要城市為戰略要點，同時以精銳主力組成機動應援兵團”，按照這個方針，徐州戰區的骨幹主力當然是邱清泉兵團和黃百韜兵團，輔助力量是李彌兵團和孫元良兵團（李、孫兵團當時只有兩個軍，而邱、黃兵團各有四個軍），可一旦將這四個兵團都收回徐州，東側的第九綏靖區就孤懸在外了，原本駐守在連雲港的第44軍就必須立即撤退。

第44軍撤退的方式有兩種選擇，一是沿陸路向西，直接朝徐州靠攏；二是由水路船運上海，再經內線回徐州歸建。愚園路的一幫幕僚們趴在地圖上琢磨了半天，覺得走陸路的距離太遠，肯定會遭到共軍主力的側擊，於是就給杜聿明上了一個條陳，建議讓44軍走水路。

但問題是當時“徐州剿總第一副司令”杜聿明正在葫蘆島指揮東北的敗軍撤退，並不在徐州指揮部，而“剿總”的正司令劉峙又是個裝門面的泥菩薩，什麼事也做不了主。於是，參謀總長顧祝同和國防部的作戰廳長郭汝瑰就趕到徐州客串指揮，他們主張讓第44軍從陸路返回徐州，並提出將該軍（原屬李延年第6兵團）劃歸第7兵團建制。

聽說這個情況，張幹樵立刻就問蔡智誠：“你跟黃百韜打過交道，覺得他會怎麼辦？”

蔡智誠回答說：“黃百韜是最喜歡抓兵的，給他一個軍，他什麼都會答應”

果然，11月5日，從徐州那邊傳來訊息，黃百韜表示支援“陸路方案”，並且同意讓自己的第7兵團暫時停止行進、在原地等候第44軍歸建——這樣一來，有可能受到共軍側擊的就不止是44軍了，還包括整個黃兵團——杜公館的幕僚們頓時急得跳了起來：“不好了，郭小鬼會害死黃百韜的……”

到了這個時候，有可能促使計劃改變的只有杜聿明本人，張幹樵他們急忙找了架飛機，當天就趕往葫蘆島去了……（以後的結局盡人皆知：杜副司令長官最終沒有來得及修正方案，黃百韜雖然等到了第44軍，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向徐州收縮的時間。1948年11月22日，第7兵團在碾莊一帶被解放軍華野主力全殲，淮海戰役由此拉開了序幕）

蔡少校當然沒有張上校那樣的“面陳計策”的資格，他只好留在上海做俯臥撐，剛剛做到第三個，黃百韜就自了殺——這可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11月中旬的時候，蔡智誠最後一次去愚園路杜公館。當時，公館裡只剩一位姓何的秘書在收拾檔案，他看見蔡少校就說：“張幹樵已經發表為徐州剿總的作戰處長了，叫你自行回原單位去”

蔡智誠問何秘書為什麼沒有去徐州，他指一指樓上：“夫人的身體不好，需要照顧”，然後又說：“徐州那邊不去也罷。你看，原本的計劃是主動出擊、先發制人，現在搞得一開始就忙著救援黃百韜，以後還不知道會怎麼被動呢”。

接下來，他就給蔡少校結算這幾個月的“差勤補助費”。起初準備給“袁大頭”，但銀圓的比價在那段時間裡變來變去的，不知道該怎麼換算才好，只好決定給黃金。算盤珠子噼裡啪啦，得出的結果是九錢多一點，於是倆人就找出戥子和剪子，又稱又夾的忙得不亦樂乎。

“我早知道市面會大亂，誰也頂不住”，何秘書的手裡忙活著，嘴裡的話還挺多：“你想啊，國家全年的總收入還不到五千萬美金，可一年之中光是軍費的開支就要超過一個億。即便是別的事情全都不管，把政府的全部收入都拿來打仗也只夠支撐半年的時間，剩下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