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能夠想起帝丘店的那個悽慘的清晨。

“老蔡啊，那天晚上，共軍朝你扔炸藥包的時候，我在旁邊看見了的……”沉默了許久，羅華才又接著說道：“剛開始，我不知道那工事後頭的人是你，等看見你甩出來的大水壺，再開槍已經來不及了。

共軍後來就發現了我，炸燬了我的地堡，然後又炸掉了周圍的房子。我看見他們在街面上殺來殺去，看見海國英被他們追著打，可我卻被壓在沙袋底下一點也動不了。當時，我以為你已經死了，我以為自己也要死了，但是當我醒來的時候看到你居然坐在我的身旁，看見太陽正從你的背後升起來，我真的覺得你是菩薩派來的人……

我以前拜佛求神的時候總是祈願發財啊享福啊什麼的，但直到那天早晨我才突然明白，菩薩拿走了我的一隻手，就是讓我不用再去打仗了，他讓我能夠活下來，讓我從今以後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這是菩薩給我的恩惠，是比升官發財更大的好處。

老蔡啊，你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相信菩薩。但菩薩的道理其實對誰都是一樣的。菩薩讓你活，你就應該好好地活下去。經過戰場的人每活一天都是上蒼賞賜的，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的好意，不要再去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

顯然，羅華看不慣蔡智誠的醉生夢死。他的理論很簡單，但這淺顯的話語卻給蔡智誠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一直以來，蔡大學生都是以“軍隊中計程車大夫”而自居的，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要遠高於羅華之類的同僚。對於近些日子的所作所為，他覺得自己的“荒唐”無非是在發洩內心的鬱悶，這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魏晉才子的風流，甚至還帶有幾分高雅脫俗的情趣，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羅華這個船工出身的粗陋的下屬恰恰就站在“道德”的角度批評了他。

“不要糟蹋別人，更不要糟蹋了你自己”。蔡智誠當然知道自己在舞廳裡的放縱表現是一種自虐，但他卻忘記了這樣的自殘其實是建立在欺辱比自己更為弱小的女性的基礎之上的。羅華沒有多少文化，更沒有經過系統的修養訓練，但他卻基於最樸實、最人性的立場，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蔡士大夫”的道德上的漏洞，這讓傘兵少校覺得無地自容。蔡智誠這才意識到，經過了戰場的血雨腥風，經過了幾年來的近朱近墨，他已經從一個“立志建設新式軍隊”的理想主義者淪落成為了舊軍隊中的兵痞，他的軍銜和職務並不意味著對社會的貢獻，他的傷口和勳章對於平民百姓和那些舞女而言，絲毫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成分。

於是，從這一天起，蔡智誠就再也沒有踏入過風月場合。

在醫院裡，他給家鄉的妻子寫了一封四十六頁的長信，在這封厚厚的家書中，蔡少校講述了自己幾年來的戰場經歷和心路歷程，他覺得對自己而言，終老天年已經成為難以奢求的夢想，等待他的命運恐怕只能是橫屍荒野，因此，他建議妻子應該認真地考慮今後的生活，並且無論她做出什麼樣的決定，自己都會表示理解和支援……

送走羅華之後，蔡智誠的行為安定了許多，但是，他個人的生活安靜了，社會環境卻開始變得日益不安。

10月中旬，經警大隊在上海邁爾西愛路（今茂名南路）查到了一家非法囤積物資的大倉庫，報紙上立刻披露說那倉庫屬於孔令侃的揚子建業公司，這下子社會上可就熱鬧了，大家都在等著看蔣經國將如何處理他的表哥。過了幾天，報上同時刊登出兩則訊息，一是東北錦州失守，二是孔令侃坐飛機去了香港，結果，“金圓券”與“袁大頭”的比價當天就從二比一變成了二十比一，銀行的門口也立刻排起了擠兌的長龍。

11月初，蔣經國發表《告別上海父老兄弟姐妹書》，廣播電臺的餘音未了，金圓券與銀圓的比價已經變為了四十五比一，大米從每袋二十一元猛升至兩千元、暴漲一百倍，各種商品價格也全面大幅上揚，經濟崩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到這個時候，1元5元的鈔票已經變成了輔幣，市面上全是些100元面值的金圓券，而國軍各精銳部隊就連“百元大鈔”也拒絕使用了，蔡智誠的軍餉基本上都以銀圓作為結算單位——不過，也有一次比較例外，1948年的11月份，他從杜聿明的辦事處那裡領到津貼居然是黃金。

當時，杜聿明的公館設在上海的愚園路，那是一棟磚混結構的三層小樓，西洋式樣，南側有個大花園。杜長官一般都不在家裡，樓上住著杜夫人曹秀清，樓下就是張幹樵等一幫親信幕僚辦公的地方。蔡智誠因為是張幹樵的聯絡官的緣故，所以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