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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幹樵原本是“東北剿總”作戰處的科長，廣東人，黃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軍軍部當參謀的時候曾經和杜聿明一起爬過“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長官的信任。前不久，傘兵的羅國英副參謀長在豫東戰役中失蹤了，老杜就把張幹樵從東北調回來接替他，但張副參謀長抵達上海之後卻沒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徑直回廣東老家探親去了（等他從廣東回來之後，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當幕僚）——人家是參謀副長、是參謀處的頂頭上司、又是杜老總的心腹，參一科當然不敢打他的考勤，只得委派一個副主任級別的“聯絡官”在上海守著，隨時準備替他傳話。

這聯絡官的差事其實很不錯，既沒有風險又十分好玩。蔡智誠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針換藥之後就跑出去閒逛，一直要折騰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醫院裡，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價穩定、市場供應充足，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日子最好過的時期。

國民政府從8月19日開始實施貨幣改革，強制推行金圓券，禁止任何商品漲價、禁止任何人囤積物資。“太子欽差”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勘亂建設大隊、經濟警察大隊和“人民服務總隊”遍佈大街小巷，發現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立刻嚴懲不貸，就連榮德生的侄兒榮鴻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藩以及商界巨頭詹沛霖這樣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來，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嚇得沒了蹤跡，剛剛發行的金圓券頓時就成了統治十里洋場的硬通貨。

這個時期的金圓券真的很值錢。按照行政院的條令，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二百元金圓券價值一兩黃金，兩元金圓券等於一塊銀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圓券購物的時候，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必須保持在“8、19”（金圓券發行日）當天的水平上，這樣一來，一塊錢可以買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圓券就相當於一個美金，並且所有的物價明細表都已經事先刊登在政府的佈告上，如果有哪個商販膽敢缺斤少兩、討價還價，立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可真是板上釘釘、童叟無欺。

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裡，蔡智誠的衣兜里正好揣著立功受獎的犒勞費。那時候，金圓券的鈔面只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塊硬扎扎的新式鈔票把小夥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撐起了小夥子的享樂慾望，於是，他就財大氣粗地一頭撲入了夜上海的紙醉金迷之中。

在這個時候，蔡智誠迷上了跳舞。當時，上海灘的各類舞廳星羅密佈，一流的舞廳聘請菲律賓樂隊，一塊錢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廳使用白俄樂隊，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廳的樂隊是中國人擺弄的，花一塊錢跳個整晚上都沒問題。

高檔舞廳的樂隊好、舞女漂亮，但紅舞女的架勢也不小，她們擅長的是“摸衣領、貼臉蛋、搔手心”，纖纖玉指搭上客人的肩頭，一摸襯衫領子就知道是窮鬼還是闊佬，那態度立馬就不一樣。蔡智誠懂得這裡面的名堂，他早就從“聯勤總醫院”的門口淘來了全套的行頭，當時，虹口頭壩浪（今吳凇路）的潮州幫販子專門做電影演員的典當生意，他們的貨箱裡從各類新舊洋裝到真假“派克”鋼筆、“浪生”打火機，應有盡有，只要花上個三四十塊錢，打扮成“小開”的模樣絕對沒有問題。

舞廳裡時興“標準舞”，也就是現在的探戈狐步之類，而最時髦的舞步叫做“強丁巴”，幾個男男女女對頭對腦的抽肩膀。這些舞姿其實是很累人的，但蔡智誠卻滿不在乎，他上竄下蹦地滿場飛，拎著威士忌和舞女瘋鬧，不喝個爛醉不罷休，折騰夠了之後再出去狂吐，低頭一看，胸前的傷口又掙裂了，鮮血浸紅了衣衫。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10月份。有一天，羅華到上海來向蔡智誠告別——他失去了一隻胳臂，終於可以退伍還鄉了。老蔡請老羅吃西餐、喝洋酒，又帶他去舞廳裡娛樂，但這土包子卻一點兒也不開心。

夜裡，兩個老戰友漫步在燈紅酒綠的街道上，羅華突然停住腳，十分嚴肅地對蔡智誠說：“喂！你這樣下去可不行，要把自己搞垮的”。

“管他呢，早晚不過是一死。反正我不相信你的菩薩，我也不想進海國英的天堂，與其被別人殺死在戰場上，還不如死在這東方的巴黎、死在美酒和女人中間更好一些”。即便是在喝醉了以後，蔡智誠依然記得田花園村的那個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