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從這裡前往芷江機場、坐飛機去重慶了。

方先覺成功脫逃之後，民國的各大報紙都發表頭條評論表示祝賀，也有文章透露說這是軍統局的傑作，可有誰知道，報紙上所謂神秘的“特工人員”，其實就是周治這樣的“土鱉”游擊隊呢？

因為這個功勞，周治得到了軍統戴老闆獎勵的一根金條，王偉能也獎給他十萬元“金庫券”——這種“金庫券”蔡智誠也有，傘兵剛到洪羅廟，王偉能就給每個人發了好多張，這種紙幣的票面是粉紅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兩種面額，其實就是王縣長自己印刷的私鈔，只能在衡陽縣的幾個鄉鎮使用。傘兵們賭錢時贏來輸去的全是這玩意，誰也沒把它認真當回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七月中旬。

這時候，戰場上的槍炮聲突然激烈起來，全國各地的國軍部隊紛紛向當面的日軍發起進攻，就連傘兵部隊也陸續出動了。

7月12日，準備已久的傘兵一隊終於在廣東開平實施了空降。本來，他們應該在6月份就執行這項任務的，可當時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隊的司令陳納德將軍正與上級鬧矛盾、吵著要辭職（結果還真的辭職了），弄得大家臨上飛機又宣佈“待命”，整整被延誤了一個月（所以現在的資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兩種說法）。至於“襲擊羅定”的傘兵一隊為什麼要在兩百公里以外的開平空降？原因和二隊相同，因為開平是“敵後根據地”、那裡還有個小機場。可是，這個“進攻跳板”也選得實在太遠了，傘兵部隊一路被敵人追著走，根本不可能達成對日軍機場的“突然威脅”，最後只好把任務改成了“對西江渡口進行騷擾”。

7月18日，傘兵8、9、10隊在柳州實施空降，任務是襲擊位於廣西平南縣的日軍丹竹機場（這裡以前是個美軍機場）。馬甲曾經介紹過，在當時，陸軍突擊總隊完成科目訓練的只有1、2、3、4四個隊，所以，這8、9、10隊其實不會跳傘，只能機降。柳州是6月30號被國軍收復的，機場儲存完好，三個傘兵隊在柳州落地以後，與一隊同樣、也需要奔波兩三百公里才能夠趕到目的地——不過這回還不錯，打了場惡仗，完成了破壞敵機場的任務。

1945年7月，國民黨軍在抗日戰場上掀起了戰略大反攻的高潮。國軍在廣西、湖南和華東各地展開凌厲攻勢，相繼收復桂林、嘉興、溫州等大中城市，並且奪回鎮南關、切斷了東南亞日軍與中國大陸的聯絡。一連串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意志。

國軍這次大反攻的舉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蘇三國揹著中國政府秘密簽署了一個《雅爾塔協定》，內容包括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種種特權轉讓給蘇聯，目的是換取蘇聯儘快向日本宣戰，以減少美國在亞洲戰場上的傷亡——美國人這麼做，確實有點缺德。可話又說回來，1945年2月份以前的國軍的表現，特別是“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也真讓美國人覺得中國軍隊靠不住、非得請蘇聯人援手不可。

但無論如何，《雅爾塔協定》的這個內容是有損於中國權益的，對同一條戰線上的中國盟友是不公平的，於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把協議中的有關內容透露給了中國政府，立刻在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蔣介石當即派專使與三國首腦交涉，斷然拒絕這個不平等協議，社會各界也紛紛舉行抗議活動。

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軍事高層的自我反省。弱國無外交，國家利益之所以會被外國出賣，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自己的軍隊沒能表現出強大的戰鬥力。而這個時候，國民政府又獲得情報，美、英、蘇三國近期內還將再次舉行會晤（波茨坦會議），依舊是把中國拋到了一邊。大家頓時預感到，這一次如果再不能展現出中國軍隊的能力，不知又將導致什麼不堪的後果。因此，何應欽等人率先提出了“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鼓勵國軍集中一切力量向日軍發動進攻，以戰場上的佳績換取外交談判上的主動。

事實證明，這次軍事行動是卓有成效的。戰役的戰果和透過戰鬥表現出來的高昂意志，不僅使中國政府收復了大片失地、提高了國際威望，而且還促使英、美、蘇三國在8月初公佈的《波茨坦宣言》中籤署上了並未出席會議的中華民國的名字，使得積弱多年的中國在剎那間擠身“世界四大強國”之列，陡然增添了國人的民族自豪感。

當然，此時身在洪羅廟的蔡智誠還無從知曉這些事情。他只是聽說湘西的國軍部隊已經開始向衡陽方向進攻，並且聽說傘兵第三隊已空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