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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共產黨的“七大”是一個“團結的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而國民黨的“六大”卻吵得不可開交，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僅辭去了行政院長的兼職（由宋子文繼任），並且允諾在45年年底之前召開國民大會，弄得全國政壇一片混亂。

經過八年抗戰，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戰爭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當了漢奸，而一大幫“政壇新秀”正初露鋒芒、躍躍欲試。這個時候，誰都希望在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中佔有一席之地、為戰後的政治前途謀取一個制高點。於是乎，大家相互譏諷漫罵，前方的指責後方“腐化墮落”、後方的揭露前方“謊報戰績”，當權的堅決反對“聯合執政”，在野的就遊行示威“抗議獨裁”……抗戰還沒有勝利，人心就已經亂了。

（插句題外話。馬甲我有個觀點：國共雙方勝負的分水嶺並不在於哪一場或者哪幾場戰役，而是45年5、6月間的這兩次會議——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在政治上已達到了最成熟的階段、而國民黨則恰好遇到了無法克服的瓶頸。所以我覺得，體會“六大”和“七大”對分析解放戰爭的結局是有重要意義的——當然，這些話說來太長，就不在這裡羅嗦了）

政壇上爭權奪利、吵得很熱鬧，可處於前線的湖南戰場卻十分平靜。自從6月9日攻克日軍據點以後，傘兵們就沒有再打仗，而且，不僅洪羅廟這裡平息了戰火，就連集結在湘西的國軍精銳也停止反攻、紛紛轉入了休整。

不打仗就賭錢，牧雲山上的尼姑廟頓時變成了賭場。

傘兵在昆明訓練基地的時候是不允許賭博的，但現在姜隊長不在、兩個分隊長帶頭打牌，當兵的也就放開了手腳。

參與賭錢的還有游擊隊的小頭目們。說起來，賭桌上是個語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誠他們在輸贏的過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陽方言。當地有個口頭禪，叫做“媽拐”，這其實是句罵人的髒話，但重複的次數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聽來聽去，到最後，傘兵二隊的每個人都能熟練使用這個單詞，以至於幾乎成了他們的標誌、比任何暗號都管用。如果在戰場上忘記了口令，只要嚷一聲“媽拐！”，對面的哨兵就立刻會笑著說：“哈！自己人回來了”。

蔡智誠也參與過賭博，但他更多的時候是去釣魚。洪羅廟這裡有一條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邊垂釣一天，總能收穫十幾條鯽魚或者鰱魚。

漁具是向別人借的，蔡智誠的“釣友”名叫周治，是王偉能手下的連長。這傢伙外表忠厚木訥、本事卻不小，曾經把方先覺軍長從衡陽城裡營救出來。

1944年8月，守衛衡陽的第十軍在付出巨大犧牲後終於戰敗。軍長方先覺被迫投降，接著又接受偽職、出任了偽“先和軍”軍長。但方將軍身在曹營心在漢，10月份，他透過衡陽青幫的關係聯絡上在郊區活動的王偉能游擊隊，提出了逃離牢籠、重返國軍部隊的願望。在報經戴笠老闆批准之後，王偉能就著手實施營救計劃、派周治到衡陽城裡開展活動。

當時，“先和軍”裡已經有好幾個師長團長跑掉了，所以方先覺軍長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緊，幾乎沒有單獨行動的機會。“先和軍”的軍部在衡陽天主教堂，日軍司令部在羅家祠堂，方軍長每天除了來往於這兩個機關之間，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傷兵醫院｜奇*_*書^_^網｜。第十軍的傷兵醫院設在衡陽小西門外的蓮湖學堂，老長官來這裡看望部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於是，周治就偽裝成雜役、混進醫院，從鍋爐房的牆角挖地道，一直挖到醫院高牆外的“西湖”邊。

44年10月底的一天（農曆的9月），方先覺以安撫傷員的名義來到蓮湖學堂，然後趁敵人疏予防備的時機鑽進地道。這時候，湖邊早就有游擊隊員裝扮成採蓮人，而且預備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來、立馬就走。當天正下著大雨、脫逃人員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蹤不到行跡，於是，方軍長就經層層護送來到洪羅廟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