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政府極不信任。

其實，抗戰之初的情形並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雖然國軍一敗再敗，但國民黨的表現還算不錯，軍人不怕死、官員也耐得住艱苦，所以儘管局勢嚴峻，但社會各界卻很團結，人民積極支前、踴躍參戰，處處呈現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蔣委員長的形象也空前的偉大。

可後來就不行了。自從美國參戰以後，國民政府就象是鬆了一口氣，所有的老毛病都回來了。爭權奪利、拉幫結派、腐化墮落……“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各種投機倒把、貪汙盜竊的行經比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官員們的嘴裡動不動就是“美國朋友”什麼的，好象打日本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反倒是幫美國人開闢第二戰場一樣。

老百姓並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當權者沒志氣。官員的墮落、政府的腐敗、軍隊的無能，使人民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於是，先前的那種毀家救國、同仇敵愾的景象難以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聲載道和灰心失望。

這期間，雲南和四川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和腐敗——可是，浙江大學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蔡智誠卻從來沒有參加過“鬧事”，在遵義，他不僅沒有上街遊行，就連抗議的標語也沒見到過。

抗戰時期，貴州是“政治模範省”，浙江大學也是“模範學校”。全體師生埋頭學習、鑽研業務，對政治運動敬而遠之，校園內外顯得風平浪靜。

浙江大學是1940年遷到貴州遵義的（46年回遷），當時的校長是竺可楨。

竺校長十分愛護學生。1942年，西南聯大在昆明反對孔祥熙、邀請遵義的浙江大學也起來響應，當時，軍警部隊已在校外荷槍實彈、極有可能發生流血衝突，浙大的老師努力阻攔學生，結果卻沒攔住、被學生們衝出去了。於是，竺可楨校長舉起一面小旗走在了遊行隊伍的最前頭，他說：“我不贊成學生的行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大學校長帶頭遊行！這破天荒的舉動惹得蔣介石大怒，竺可楨差點因此被撤職。從這以後，浙大的學生們就很少再參與政治活動了——他們不願意給校長添麻煩。

雖然是在戰爭期間，但浙江大學的學習條件還是很不錯的。

首先是書多、儀器多。浙大內遷的時候，全部圖書資料和實驗裝置都完好的轉移到了遵義，浙江方面還把“文瀾閣四庫全書”等珍貴文獻也交給他們管理，這在內遷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優勢；再就是錢多。蔣總裁是浙江人，有許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員可以給浙江大學提供經費，使浙大有能力實施科研專案、還能定期從國外購買學術資料，物質條件得天獨厚。

當然，更重要的是師資力量雄厚。浙大主張“文理兼修”、規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須上基礎課，在大學一年級的講壇上，可以看見校長竺可楨、文學院長梅光迪、理學院長鬍剛復、工學院長李熙謀、農學院長盧守耕、研究院長鄭宗海，還可以見到陳建功、蘇步青、王國松、王葆仁、李壽恆、馬一浮、何增祿、王淦昌、貝時璋、談家珍、盧嘉錫……全是名震學界的大師精英。

抗戰時期，遵義沒有遭到過日軍飛機的空襲，所以浙大的師生不必象其他學校那樣“跑警報”，可以十分從容的在教室裡或者小河邊專心讀書。於是，後來，在遵義讀書的兩千多本科生裡，有四十多人成為了中科院的院士——當然，這其中沒有包括蔡智誠，因為他剛讀到二年級就去當兵了。

44年6月，蔡智誠正跟著實驗室主任俞國順（浙江人，副教授）建造“發電廠”。

當時，遵義沒有電力設施，教師備課、學生看書只能使用桐油燈，每個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燈煙燻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於是，電機系的俞教授就準備搞一個小型火電廠，利用當地的煤炭資源發電照明。

發電房的“核心裝置”是一臺15千伏安的交流發電機和一臺四缸45馬力的煤氣機，都是從雲南淘來的二手貨。幾個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讓它們派上了用場。

試執行的頭幾天，廠房裡來了一箇中央軍校的教官，他說自己要結婚了、讓發電廠給他的新房裝兩盞電燈。可是，這位軍官的住宅與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給他裝電燈非得專門拉一條迴路不可，於是俞國順就沒有同意。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軍棍“乓乓”幾下、把俞教授的腦袋敲了個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頓，也只能忍氣吞聲。俞國順躺在病床上長吁短嘆，說“百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