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是書生”，還說“看來雷海宗先生的理論是正確的，沒有真正的兵，就沒有真正的國民……”

俞國順提到的這位雷海宗，是西南聯大的歷史學教授，他寫過一本書——《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在當時的影響很大。

雷先生的觀點大概是：中國舊文化是“無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對兵戎之事不瞭解、不關心，致使流氓無賴充斥行伍、軍隊的素質低下，不能滿足文明社會的要求。雷先生認為，“無兵的文化”使得國家“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沒有國民，也就是沒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張有知識的人應該去當兵，因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他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修煉“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來振興民族的風氣。

雷海宗的這個理論多少有點尼采的味道，雖然要求社會變革、卻不反對軍事獨裁，所以得到了蔣總裁的贊成。當時，主管貴州黨務的張道藩（國民黨海外部長）拿著雷教授的書到浙大來搞宣傳，“青年軍”的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也到學校來做演講，提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鼓動年青學子們去當兵。

可是，在浙江大學鼓動了半天，卻沒有人報名參軍——這是一方面是因為國民政府《兵役法》規定，在校讀書的學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長和老師也反對學生從軍。

浙大的教授們覺得，雷海宗的理論近似於“法西斯蒂”、是“以軍國主義對抗軍國主義”，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他們主張青年學生應該好好讀書，認為只有掌握了先進的科學知識，才是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最佳途徑……

蔡智誠原本也是準備聽從老師的教導，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可是，軍校教官的幾棍子，不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腦袋、也把蔡智誠打糊塗了，他想：國軍教官的素質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蠻又該到了何等地步，讓這些流氓一樣的軍人保護國家，社會的文明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學生帶著這個困惑回到家裡，沒想到卻又遇到了另一件煩心事——姐姐被亂兵打傷了。

44年夏天，國軍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敗塗地，大潰退引發了難民潮。當時，在四川的人聽說湖南湖北敗了、認為重慶很危險，就想往貴州和雲南跑；在貴州的人看見日軍進了廣西、恐怕國軍抵擋不住，又想往雲南和四川跑；而云南邊境也在打仗、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了，昆明的人也覺得危險、也想往外跑……於是乎，位於雲貴川三省要道的遵義縣就成了難民聚集的中心。

遵義設定了許多“難民救濟站”，五花八門。

一類是政府的民政機構，他們在衙門裡辦公，有賑災款、可以徵用民房、還能調動警察維持秩序。但他們要檢查求助者的身份證、難民證和疏散證，對證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難的民眾大多沒有攜帶證明檔案，因此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從政府那裡得到幫助；另一類救濟場所是各省的“同鄉會”。他們在廟宇祠堂裡實施救濟，不查證件、卻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鄉才能有飯吃、有地方住。

“美國援華協會”也在路邊搭建了“救濟棚”，設有治療室、廚房、浴室和廁所。他們不查證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兩頓飯，但只接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對年青男子概不歡迎。

蔡智誠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濟棚”裡當醫生，負責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區域是不許男人進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裡突然闖進來幾個國軍士兵，翻箱倒櫃、吵著要什麼“盤尼西林”，蔡智慧一邊趕他們出去，一邊解釋說這裡只是個救濟站、沒有那麼貴重的藥品。當兵的火了：“美國人的地方，怎麼會沒有西藥？”，還說“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們把貴重東西都偷去賣了！”，罵了許多難聽的話，還把蔡醫師給打傷了。

蔡智誠趕到醫院的時候，看見姐姐的病床前聚著許多同事，好些人氣得直哭。“援華協會”的負責人馬力（Mariotte）先生正衝著遵義縣長大吼大叫：“中國的軍隊太糟糕！中國的軍人太野蠻！”，那倒黴的縣長只有連連點頭，保證一定“嚴懲肇事的歹徒”。

看到這個場景，蔡智誠的心裡十分難過。他覺得，馬力先生罵縣長，實際上也是罵了所有的中國人。

當天晚上，在留給父親的信中，蔡智誠這樣寫道：“國家淪落到如此地步、軍隊墮落到如此地步，處罰幾個犯罪計程車兵有何成效？而今看來，雷海宗先生所言極是，知識者應投身行伍，努力改造舊軍閥之流氓習氣……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