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外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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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誠當過國民黨軍官，因為我小時候曾經看見他被捆起來遊街，胸前掛著牌子、頭上戴著高帽。

後來又聽說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義證書”、還補發了好多工資，頓時特別有錢。那時候，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們看完金環和銀環的故事，回來就說：老蔡原來是“關團長”一樣的人物呵，是個好人！於是就有許多熱心的大媽大嬸忙著給蔡先生介紹物件，想讓他續絃。我們這些小孩一見到他就嚷嚷：“大炮一響，黃金萬兩！”——而蔡先生只是尷尬的笑。

再後來，蔡先生退休了。一個人在家裡養蘭花、喂金魚，擺弄一些不吵不鬧的小玩意，孤孤單單、自得其樂。再再後來，馬甲我偶然得知這位安靜的老頭居然曾經是中國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驚，連忙和幾個朋友找上門去：“傘兵呵！特種部隊呀！老蔡先生，給我們講故事吧！”

這時候，老人家已經得了帕金森病，語言和行動都有些障礙。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邊的雲，許久許久，才嘟噥了一句：“這傘兵嘛，就象是戰場上的蒲公英……”

戰場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歲的蔡智誠不想上學了，他要去當兵。

蔡智誠是貴州人，家住遵義老城琵琶橋（現名紅旗路），他家的斜對面就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公館，那裡如今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遵義會議址。

蔡智誠有兩個哥一個姐和一個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犧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經出嫁、在“美國援華協會”當醫師，二哥蔡智仁畢業於陸軍輜重兵學校、是交通二團（汽車兵）的連長，妹妹蔡智蘭初中沒畢業就偷跑出去參軍、結果在戰場上失蹤了。

蔡智誠排行老四，可實際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鐘（他和蔡智蘭是對龍鳳胎）。44年，蔡家的年輕人中只有他還在讀書，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想工作或者膽子小，而是父母覺得家裡應該留一個“守門的”，蔡老四是長輩們公認的最乖的孩子，應該老老實實的把大學唸完、然後成家立業。

從家譜上看，蔡家應該算是湖北人。他們祖上是跟著袁玉錫（湖北襄樊人，曾任遵義知府）到貴州來的，先是做幕僚，而後經辦鹽號。貴州是個不產鹽的地方，食鹽大多依靠川省供給，遵義是川鹽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這裡開辦“恆升永”商號，兼營鹽業、布匹和雜貨，很快就發了財。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了蔡智誠的父親蔡式超這一輩，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廈門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華僑創辦的大學裡讀了兩年“商學”，沒學到什麼商業技巧，卻樹立了“實業救國”的觀念。回到家鄉，蔡同學下定決心：不做商人，要當農場主，向陳嘉庚同志學習。

剛開始，他和廈大同學何輯五（何應瑞，何應欽的四弟）一起合辦茶場、試驗改良茶種。在當時，貴州種植茶葉的人很少，蔡同學與何同學希望用“新型經濟作物”替代盛行於貴州的鴉片，既能挽救家鄉風氣、又能振興地方經濟。

從理論上講，這個思路是可取的（事實上，蔡式超當年試辦茶場的湄潭，現在已經成為茶葉生產基地）。然而，在當時，蔡式超的辦法卻行不通。

興辦農業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可貴州這裡卻戰事頻繁。黔軍、滇軍、川軍、中央軍，民團、土匪、青幫和洪幫來來去去，今天這個拔苗、明天那個刨坑，好不容易長出了幾片茶葉，還沒等收穫就被別人搶跑了。接著，何應欽去了廣州、何輯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沒有了靠山，只好關門大吉。

當不成農場主，於是改當工廠主。

先是開了家肥皂廠，希望幫助鄉親們養成講衛生的好習慣，結果造出來的“衛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賣不掉，只得關張。

接著又辦酒精廠，初衷是想用工業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夠開汽車，蔡式超搞了幾十個大鐵皮罐，蒸餾來蒸餾去，怎麼也超不過94度，只能當醫藥酒精用——不過這也歪打正著。抗戰爆發了，前方需要大量的醫用酒精，於是蔡老闆不計成本、把一批批的產品送往前線。沒幾年，家業就被他折騰光了。

時間到了1944年，大後方的物價飛漲、人心浮躁、社會混亂